下面这些收藏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收藏一事，不能光从经济价值或投资角度刻意追求，更应着眼于藏品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信息。只有具备了充足的知识储备与平和的心态，才可能发现有价值的宝藏。
马未都：似乎是李翰祥的最后托付
马未都开始玩收藏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清代的官窑瓷碗搁文物商店里，一大摞，10元钱一个，这让他捡了不少便宜。1998年的某一天，香港著名电影导演李翰祥突然打电话给他：“我找你好长时间了，我的那些老家具不想要了，你帮我处理了吧。”那天下午，马未都正好有事，双方见面时已半夜12时许。李导给了他一份清单，上面罗列了十几件有年份的硬木家具，还标了价钱。马未都扫了一眼说：“那咱们谈谈价钱吧。”但李翰祥好像很急，很快就走了。马未都想，反正接下来有时间谈价，下家总要还掉一点的，这是古玩界的规矩。谁知，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李翰祥猝死。”马未都觉得不可思议：哪个李翰祥？
其实，李翰祥与马未都见面后，就直奔拍摄场地了，拍了一个镜头就猝死了。马未都说：“他好像有预感，就把十几件家具交给我了。死后他儿子找我说，既然父亲生前把这些东西都托付给你了，那么这些东西跟你就有缘了。我想这就是缘分吧。我也没法还价了，几十万美元是分几次付清的。”
孙海芳：从香港追回越窑兵马俑
坐落在鲁迅故居附近的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是一家规模较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就是以收藏越窑而名扬天下的孙海芳。2001年，绍兴某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座唐墓，一大批珍贵文物见光后很快“鸟兽散”了。孙海芳得知消息后赶到现场，获悉已有一批越窑青瓷兵马俑被卖到了香港。越窑人物俑非常难得，他通过关系，与那个香港文物商人通了电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几番商量之后，香港商人将其中18件瓷俑出让给他，但要求严守秘密，不得将此消息说出去：因为像他这样身价的古玩商人，将到手的东西再转让给内地的同行是一件丢人的事，遂以250万元成交。此后，孙海芳常与那人保持联系，增进感情。直至2007年越国文化博物馆开馆在即，在孙海芳晓以民族大义后，那个商人才同意转让剩余的15件。“有了这套兵马俑，整座博物馆就有了压得住的分量。”孙海芳还说，“来参观的专家一致认为，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这远远不是500万的事。”
张雄雄：白木家具也有非凡价值
张雄雄是杂件收藏家，在文房家具收藏上就有多次意外的收获。有一天，张雄雄与一位朋友来到上海一家古典家具店，正当他们欲离去时，张雄雄看到一具榉木香几很委屈地缩在一堆老家具中。他看到香几的四条腿线条挺拔，内翻马蹄足和霸王枨毫发无损，素净的风格足见其本是文房用品。店主并不把它当回事，双方很快达成交易，他就前往银行取钱。店主在他走出门时对张雄雄的朋友说：“那位先生大概是刚刚入道的吧，怎么会对白木家具如此感兴趣？”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具榉木香几是从一个名人家中流出来的，不仅器型典雅，而且文化含量相当丰富，以材质来衡量肯定是低估了它。
还有一件东西让张雄雄非常自豪。4年前，他与朋友在北京一家古董店里看到一件香几，张雄雄说，这是一件山西大户人家仿宫廷的香几，值得收藏，但这位朋友没吭声。回上海后，张雄雄一直惦记着这件香几。前不久他再访北京这家古董店，看到那具黑底彩绘香几还蹲在角落里，于是以4年前原价购得。他前脚到家，后脚有一个台湾商人跟来了，愿意加倍请张雄雄转让，张雄雄说：我不是为了钱而玩收藏的。
樊建川：几麻袋废纸中拣出了宋子文签名的支票
距成都不远的历史文化名镇安仁古镇上，有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但更吸引人的是由樊建川打造的抗战文物系列陈列馆。樊建川收藏抗战文物时还在部队当兵，而后考大学、毕业教书，然后从科长干起，最后官拜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可谁知，他却将乌纱帽一掼，下海了。然而，就在生意越做越大时，他却决定以一己之力打造一个抗战博物馆。2007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收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前线的支票。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磨蹭，半年后，那收藏家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樊建川。运回成都后，樊建川花了好几天，对数十万件支票进行鉴别，选出了20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有一张是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资金额是357万美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樊建川成了200万件文物的拥有者，为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档案资料。
选自《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