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死谏，武死战，是文士与武士各自的修气之道。到底而言，武人死战者比文人死谏者要多，文气卑弱，武气刚烈，基本如此：文人死谏而声名卓著者，唐有魏征，明有海瑞，其他各朝各代也都有，只是不太彰著。唐朝为什么会出现魏征？海瑞为什么会出在明朝？如果说魏征之出，全赖人主，全赖唐太宗的所谓开明；那么海瑞之出，则全赖士气，全赖明朝士人群体孕育而出的刚强文格。
明朝方孝孺是一位大文士，也是一条大汉子，面对残暴的朱棣要诛其九族，他昂然不屈，铿然道：“诛我十族又如何？”方孝孺被诛，时人叹息“读书种子绝矣”。其实，明朝的读书种子并没因方孝孺而绝。而明朝的文人士气续接方孝孺之气而气贯明朝之长空，他们以士大夫的使命感相标榜，以古君子的人格风范相砥砺，忠直敢言，铿锵谠论，虽遭碎首分身而前赴后继。可以说，明朝士大夫之雕像不是独秀峰，而是以群雕形象群峰争峙。
明武宗是个特别荒唐的主，他多次以出征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正德十四年，他听说宁夏“有战事”，十分兴奋，给自己戴了顶朱寿大将军的帽子，准备亲征。看到这个荒唐主将把战争当儿戏玩，当猴戏耍，齐刷刷，一个文臣跪下去，两个、三个……文臣次第跪了下去，都来文死谏；明武宗把目光转向大学士梁储，叫梁给他起草任命文件，梁冷然道：“其他事皆可顺从，此制绝不起草！”明武宗勃然大怒：“如不草拟制书，当吃此剑。”梁储威武不屈：“臣逆君令，愿受死；倘若臣草制，臣死不敢受命！”
武宗时太监刘谨一手遮天，但与明朝魏忠贤干政大不同，魏氏蔽朝，士大夫多去拜干爹；刘谨当道，士大夫则是以死抗战。刘谨将大学士刘健、谢迁排挤出朝，南京、北京两京二十一位言官，或联名上疏，或单独奏章，奋死抗辩，二十一人全部杖死阙下。杀了言官后，还有言官来。有蒋钦者，沿着二十一位言官之道，又踏上了死节之路，他先是被廷杖，屁股被打得稀巴烂，被削职为民；没三天，他又上书了，剑锋依然直指刘谨，屁股又打得稀巴烂，关入牢狱；到了牢里，伤疤未好忘了疼，没三天，又是奋笔疾书。据说在写此疏的夜晚，灯下微闻鬼声来自墙壁，蒋钦整肃衣冠：“果先人，盍厉声以告。”言未了，那声音益大，蒋钦慨然而叹：“死则死，此稿不可易！”此稿一上，死期果到，三天后死于狱中。
有明一朝，不惜身死而蹈气节的，并非个别。嘉靖年间，发生了一次礼仪之争。世宗朱厚璁以武宗堂兄继承大统，年号嘉靖，换句话说，他是皇帝，他爹没当过皇帝；嘉靖帝登位第七天，提出给他爹兴献帝名号前加一个“皇”字，去掉“本生”两字，这引起了列班文臣的坚决反对。弄到最僵的时候，朝官二百二十人，齐刷刷地跪于左顺门，齐刷刷地哭声震天，跪可以，哭可以，掉头可以，就是皇帝这个命令不可以执行。这二百二十人里，有一百三十四人被抓，下了锦衣卫牢狱，八十多人被命待罪，最后八人充军，一百八十多人被打屁股，十七人被打屁股打死。
明朝士子群体抗谏，大规模的有三次。武宗正德朝死谏南征，嘉靖朝死谏礼仪，万历朝还有一个死谏国本。太子之废立，一直是皇朝的国本，万历帝有长子朱常洛，但他喜欢的是郑贵妃。郑给他生了儿子朱常洵，为了讨好郑贵妃，万历准备换太子，这就引起了文臣与皇帝的大规模长时间的剧烈冲突，当时比较温顺的首辅申时行在这问题上也绝不含糊，以内阁成员集体辞职“要挟”皇帝。这次国本之争，历时三十多年，群臣奏疏成千上万，最后以六七位阁臣撤职，一百多位大臣降职的惨重代价，赢得了胜利，保了“国本”！
明朝皇帝，除朱元璋与朱棣比较强势外，其他都是九斤老太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赛过一个平庸。但是，明朝在历朝历代里，还算是一个有作为的朝代，论疆域，论经济，论军事，论外交，都不算是弱朝；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而国家机器依然不断运转，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皇气卑弱，而士气鼎盛。让皇帝歇菜去，让士子治大国若烹小鲜，在皇权里，这是相对民主与相对理想的状态，最怕的是皇帝一人独霸而群臣万马齐喑。或许可以说，皇气卑弱而士气鼎盛，不是国家之不幸，恰恰是国家的福气。
选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