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应该是从1989年开始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说。当年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回战国铜敦。
这件当时估价一二十万美元的文物原来存放在湖北秭归屈原纪念馆,1988年6月被盗后,5个月后就出现在美国苏富比拍卖行的目录上。中方准备了完备的证明资料向美方追讨,最终成功。
事实上,秭归战国铜敦“回家”这样的事例,已经足够让国家文物部门尽心劳力。
神秘的白瓷盘
70岁的马自树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1993年4月26日午夜,他终于进入了灯火璀璨的香港市区。拨通苏富比拍卖行联系人的电话,对方听见他的声音显然有些惊讶,旋即告诉他,第二天9点前务必携带资料抵达拍卖行。
马自树此行是为了一件明代白瓷盘。
1993年4月初,故宫博物院的老鉴定家耿宝昌,偶然在苏富比的拍卖目录里看到了这件文物,只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来曾经在哪见过。
思前想后,他终于记起曾在开封文物商店的柜台里与这个瓷盘有一面之缘,立刻上报到国家文物局。马自树闻讯立即向开封文物局进行查询,结果是海南博物馆的一个干部持介绍信将其买走了。
向海南文物局询问,这个干部不久前刚刚外逃。
气愤之余,马自树得到了一个亡羊补牢的消息:包括瓷盘尺寸、图片在内的资料还保存在文物商店内。国家文物局随即向苏富比发出函件,要求根据国际惯例和相关法规停止拍卖。苏富比回函称须在拍卖前提供详细资料。
拍卖日期是1993年4月27日。
16年前,从内地到香港还是件麻烦事,马自树托了英国使馆文化参赞的关系才快速办理了签证,不料因航班少买机票又成了问题,公私关系齐上,终于买到4月26日去香港的机票。
与拍卖行的协商异常顺利。瓷盘的所有人还愿意将这件估价七八十万港元的瓷盘无偿返还中国。一个月后,国家文物局的一位处长用正式公函从香港换回了这件出身并不算高贵的文物。
“当初通过战争等不道德手段掠夺到海外的流失文物几乎都不是当初的战争获得者,而是通过正常交易购买的,在追讨时如何区分并不容易。相对而言,通过法律途径追讨那些具有完备文物档案和足够证据的流失物品,可能性较大。”马自树说。
泥土带回的文物
彭卿云等人一直想建立中国珍贵海外流失文物目录。然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外国博物馆经常不允许中国人看到这些文物,甚至不允许查询文物的基本资料。
事实上,从1949年至今,文物机构对海外流失文物的发现和追踪主要依靠耿宝昌这样的老专家查询拍卖行、展览目录完成,偶然性极大。而且文物的所有人、收藏过程都很难知晓。
从2001年起,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针对国内现存文物进行登记,才实现了文物信息化。根据现有国际公约,完备的资料是追讨流失文物的根本依据。
1994年6月,河北省曲阳县的唐末五代王处直墓被盗,其中包括两件镶嵌在甬道两壁上的高浮雕守门武士像。6年后,其中一块在美国的拍卖中现身。
虽然中方按照美国警方的要求提供了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资料,并成功促使美国警方扣押了文物,但浮雕的所有人称它是祖传文物,持有时间超过10年。
中方拿出包括浮雕与被盗遗址吻合等考古证据仍未能说服美方。最后还是在美方要求下提取了古墓周围土样等证据,与浮雕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才终于拿回了浮雕。
“泥土并非特别有力的证据。”马自树说,但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的战争掠夺文物连泥土证据都没有。
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一个重要节点:额度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不过,这笔看似数额巨大的款项,在国际拍卖市场只能“干一点儿事情”,征集文物的过程也因此充满周折。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
第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就用其中的2999万元拍得了米芾的《研山铭》。
《研山铭》以及同年被首都博物馆收购的宋仿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一直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这家私人博物馆虽然以上世纪30年代从中国流失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著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件文物的流失与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
《孔子弟子像》则被证实为溥仪赏赐给近臣后被变卖流失海外的。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利用有邻博物馆经营不佳的机会,说服负责人藤井有邻将其转卖给6位华侨及港澳人士,然后带回国内进行拍卖。
当时,有邻博物馆答应以100万美元出售《研山铭》,还预收了定金。不料佳士得拍卖行突然拿着《研山铭》的图片在国内找专家进行鉴定和估价。
中国的文物专家们都知道中贸圣佳要买《研山铭》,连忙打电话给易苏昊。一头雾水的中国买家找到藤井有邻询问,才知道佳士得愿意出价150万美元。他们于是给出同样价钱,终于将《研山铭》买下,并决定以3000万元人民币出售。
《研山铭》带回国后,财政部的人先找到易苏昊,询问能否将其卖给国家。这一年春天,同样费尽辛苦由日本征集回来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中国书画拍卖第一价”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购得,令国内文物界扼腕。其实这个价钱只相当于西方艺术品市场上一张普通印象派画作的价格。
也许正是由于《写生珍禽图》“得而复失”,《研山铭》引起了相当关注。米芾家乡襄阳，由一名市长助理带队赴京参加拍卖,而大连的一家著名企业为参与拍卖准备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盖了一栋“研山楼”。
但此时,易苏昊已经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协议——定向拍卖。
协商时,国家文物局官员问易苏昊,3000万元能不能卖给国家。易苏昊说,不行。一句话出口,对方的汗都渗了出来。
易苏昊莞尔:“2999万!我让一万,佣金也不收了。”
2002年12月6日,仅用了不到10秒时间,《研山铭》就定向拍给599号买家——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协调管理处一位处长。《研山铭》立即被送往故宫。而中贸圣佳在这次拍卖中损失佣金近千万元。
不久,《孔子弟子像》撤拍,以800万元人民币出售给首都博物馆。当时已有多家外国博物馆及私人机构出价数千万。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马自树说。
欲擒故纵找回“国之重器”
然而,中贸圣佳的这次拍卖却引起了非议。多位专业人士撰文认为,定向拍卖降低了《研山铭》的价值,也有碍公平。
对“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以及购买海外流失文物的质疑接踵而至。
同样在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手中以450万美元购得被称为“中国书帖祖宗”的宋拓本《淳化阁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书法家启功表示,这“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
受到文物界内部质疑的是,当初安思远从美国分两次拍得这套《淳化阁帖》时只花了30万美元,他本想用此帖交换几件故宫的玉器,未能成功后又提出交换家具等文物,结果前后耗时7年仍未成功。最后在日本人报价近千万美元的情况下,由上海市领导特批专项资金购回。
许多专家认为,从故宫繁多的同类藏品中拿出几件换回这件孤品,其代价远不到4000多万元人民币。
2006年,花费4800万元人民币,子龙鼎被带回中国。这件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于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辉县出土,随即被日本山中商会买走。2002年它曾在日本露面。2004年上海博物馆的有关人员在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家中亲眼看到此物,但协商购买未果。
当负责该项目具体运作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派人于2005年抵达日本时,公开露面后的子龙鼎价格正在攀升,几乎整个拍卖界都知道中国人想买下这件东西。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又了解到,展出子龙鼎的日本人只是委托人,这件文物已经由香港收藏家买下。于是他们故意放出消息称放弃收购子龙鼎,并停止公开搜集子龙鼎信息。
子龙鼎的价格果然从此开始平稳。几个月后,当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找到这位香港收藏家时,以一个“出乎意料”的低价成交。到这时,运行了4年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已从海内外带回了203件文物。
选自《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