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官员不能降级使用车辆，而汉朝的用车市场是朝着豪华型发展的，养车用车，那费用不是一般的贵。为了养车，连堂堂汉朝御史大夫都要花掉一半年薪。
车多表明经济繁荣
车辆的拥有数量，也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古代也如此。《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游说齐宣王参与抗秦联盟，为了增强信心，让齐国领导人觉得凭借自己的实力是可与秦国对抗的，苏秦大肆宣扬了齐国这个沿海国家的繁荣富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社会的车辆之多，尤其是在首都临淄，市区的车辆拥挤到了车轴与车轴摩擦，你的车头顶着他的车尾的地步。
言下之意就是：就凭你们齐国手里拥有这么多车，还怕什么秦国。车多就是强国，这是外交家苏秦的逻辑，而且也被齐宣王所认同。
到了汉朝，经过伟大的诛秦革命和楚汉革命之后，大汉帝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整个国家休养生息，汉文帝连建个露台都想了又想，居然放弃，在这种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下，经济居然发展起来了，内需也刺激起来了，大家有钱了，就去买车，当然买的是马车。
汉朝车型更新频繁
西汉的路面状况，从用车情况可见一斑，最明显的现象就是用车标准在放宽，豪华车在普及，原来首都地区就一辆悍马，如今悍马跟白菜一样多，路面的拥堵也可想而知。到东汉，更有直观的记录，当时的王符教授说，牛车和马车，塞满了道路。估计王教授去上班的时候被堵得厉害，故而有此叹。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对车辆的需求花样翻新，当时的车辆产销频率相当快，车型淘汰率也很高，当时的经济学家指出“车不累期”，用车还没用够时限，就淘汰了，车主再追新的车型。
车多了，广大的有识之士却忧虑起来，提出要限制马车的使用，在汉昭帝时期举行的全国经济工作会（盐铁会）上，就有会议代表提出“节车舆”的口号，主要是针对豪华型用车。
其实前任国家元首——汉武帝，已经对车辆进行课税，提高用车成本，制定了民间车辆的课税标准，除了公用车辆和军用车辆，民间用车和商务用车时要交税的，一匹“马力”的民用车，每两千钱中交税一百二十个大钱，一匹“马力”的商务用车，每两千钱中交税二百四十个大钱，按这个比例算，车越豪华，交税越高。
当时的大法官张汤提议：谁敢偷漏车马税，罚没车主车辆和家产，还要上前线当一年兵。
然而，国家调节用车的效果不是太明显，用车标准还是往豪华型方向发展，当时的豪华型用车叫“侈车”，经济型用车叫“俭车”，“侈车”的市场空间之所以越来越大，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各家车行以豪华车为主打产品。
御史大夫养车花一半年薪
作为汉朝的官员，肯定是有私家车的，而且用车有严格的规定，其养车用车的费用也很贵。
司马迁说“马一匹则百金”，则是汉初的用车“油费”，到汉昭帝时候的全国经济工作会上公布的数据表明，一辆豪华车一年的费用为一千石粮食，那时候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27市斤，也就是27000市斤粮食。
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看一位苦不堪言的中央官员级别的车主——贡禹，他是汉元帝时候的御史大夫，年薪是“中二千石”，也就是比二千石稍高，大概是2160石。听起来挺吓人的，可把用车费算进去，就更吓人了：一辆车年用费一千石，可贡大人一年的工资奖金也就两千石，养车养掉年薪的一半。
那么大一辆豪华车放在家里，一年吃一千石米，人的胃口就得节省了，堂堂御史大夫家里，居然吃“糟糠”，穿得也清凉，都是短衣服。而且这费用还不能节省，因为是什么级别，就得用什么级别的车。
既然养不起车，那就整点灰色收入吧？可贡禹先生是位清官，只能实打实用年薪养车。他有一回向皇帝诉苦：皇上啊，为了养这辆破车，我卖了家里一百三十亩田呢。
正是基于养车之苦，贡禹先生对社会上的豪华用车标准极为痛恨，他甚至发出这样的狠话：全国的车辆拥有量，应减掉三分之二：“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这都是给养车逼出来的狠招。
选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