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南海第一次规划修缮后，中央警卫局遵照上级指示，通过中央办公厅先后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调了不少珍贵古董，分别布置在勤政殿、怀仁堂两个重要场所，1963年6月复查登记，共有141件。“文革”开始前夕，由中央警卫局服务科行政组长武宗让具体负责，这些珍贵文物全部安全退回故宫。
外国元首惊叹不已
从故宫借调来的国宝，有铜器、瓷器、玉器、木器、竹器、珐琅及挂插屏共七类。时间跨度长达两千余年，历经战国、汉、宋、明、清五个时期。专家指出，其中多数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勤政殿是毛泽东接见重要外宾的主要场所，各厅、室、廊、间所陈列的文物古董比较多，也比较好，细想起来，在长达10余年时间里，数以千计的外国贵宾，只要进入接见大厅，在领略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神韵的同时，也无不为年代久远、制作精巧、技艺高超的中国珍宝所感染和惊诧。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我国，住在勤政殿时，都曾高度赞扬中国文物美得动人，不能不看，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熠熠生辉的明珠。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赞扬则最具代表性了。
1956年至1965年，西哈努克亲王曾先后六次率皇室、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其中他和夫人莫尼克的来访，是外国政治家中难得一见的美好典型。那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多位中央首长，在勤政殿集体与西哈努克夫妇照完相后，大家一起进了贵宾室小憩，以便参加即将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喝茶过程中，西哈努克亲王的目光总被多宝壁柜里的“汉铜素洗”、“郎窑宝石观音”、“粉彩九桃瓶”、“清玉荷叶洗”、“白玉瓷纹提梁卣”、“青玉雕狮扁壶”、“玉雕风雪归骑山子”等20余件名贵珍品所吸引。到离开贵宾室赴宴时，他居然还特地做出一个合掌低首、深表敬意的姿态，令现场的工作人员深感意外和惊喜。在宴席上，西哈努克亲王自然也少不了对近处的“紫檀框嵌瓷石博古”、“棕竹框牙木雕刻松鹤挂屏”、“清雍正款仿官釉穿带壶”、“清代铜胎嵌珐琅螭耳象足鼎”、“清乾隆款钧红窑变胆耳瓶”、“彩漆花鸟插屏”赞美不已。对此，周总理以同样亲切友好的语言赞扬道：勤劳智慧的高棉人民，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柬埔寨。贵国不仅历史悠久，文化艺术也是享誉东南亚的。亲王殿下对中国文物的爱好，是有历史缘由的。中国人民为有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十分荣幸。据接待人员介绍：西哈努克亲王也见过北京故宫和别处珍藏的文物，总的评价是：历史悠久，工艺精美，数量众多，世界少有，好！
人大代表兴味盎然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代表人数为1126名。此后至人民大会堂建成前，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也是在怀仁堂举行的。代表们在大会休息期间，有的到后花园散步，有的去休息室喝茶聊天，也有的则专心参观陈列在那里的文物古董。
与文物带出的另类故事也十分有趣。一次，八九位代表在休息室围着插屏（文物）那株通体紫红、宽厚肥大、锃光晶亮的野生灵芝，大加猜测，有说100年的，有说300年的，甚至更多的。其实我们也弄不清楚，因为故宫开具的文物借出原件上，没有明确记载。诚然有人打听过，也许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人家不好明说。
与外行调侃相对应，行内名家郭沫若、国家典礼局局长余心清等又是别样思路了。会议期间，郭沫若曾约朋友鉴赏过“古铜瓿”、“铜胎嵌珐琅六角花觚”、“斗彩缠枝莲天球瓶”、“青玉采芝山子”、“雕漆双层耳方瓶”、“紫檀木框泥金画村庄农庆图挂屏”。在彼此言谈中，郭沫若比较着重对劳动人民创造力的无限敬佩，并善于深入浅出地通过文物或画面对比，表明自己的观点，不难看出他的治学是非常深厚扎实的。余心清也是文化与政治齐名的人物了，从拥护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再到跟共产党走，为新中国忠诚服务，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解放初期，他对国家礼仪与接待工作多有研究指导，对文物的选用更倾向于对级别、形态、体积等外化要素的取舍，正因如此，引发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
中央警卫局服务科老人唐准曾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了庆贺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余心清专门定制了一把“国椅”，以备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接见来宾时使用。这把椅子十分另类，比普通的椅子高，没有扶手，靠背垂直，而且超过人头足有30厘米，坐在上面，只能端手正挺，双腿弯曲用力，很是拘板，似乎要让人摆出一副有着特别权威的架势。毛主席一见便说：“这把椅子我不坐，赶紧拿走，我还是同大家一样，坐普通椅子好。”这件事对余心清触动较大，后来他对老友坦言：我做这把椅子的本意，是想让毛主席的形象更高大一些，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是中国人民极其爱戴的伟大领袖，在国事重大时刻，设计得隆重一点，是我的责任。可人家不喜欢，也没有多说。这表明，毛主席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而我显得过于草率了。
“闺房里的美人”也能为众人欣赏
毋庸讳言，中南海的珍贵古董，是经中央批准的一种内部陈设，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来到现场的人才能看见，同社会公开场所相比，它依然是“闺房里的美人”，想见者多，能见者少。因此人大代表纷纷建议：将以前的和解放后新创作的，可以公开的文化艺术作品，拍成彩照，辑成画册，存藏各地重点图书馆，供广大爱好者赏阅，倘印制精美的话，也可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馈赠礼品。后来得知，有些热心代表还专门同国务院管文化的沈雁冰、管轻工业的贾拓夫、管手工业的白如冰谈过。代表们如此大的动作是在向国内外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仅能保护好、利用好过去的文化遗产，而且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更加丰硕的成果造福于人民大众。
1959年6月，以“中国工艺美术编辑委员会”、“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名义，经由北京市“五一五”保密印刷厂打制，新中国第一部大型高档、重达2公斤的彩色画册——《中国工艺美术》问世了。画册共分陶瓷、雕塑，漆器、织绣、金属工艺、竹草编织等七大类，共计258幅图。
这些影像资料虽然都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艺人们的精心创作，但无不显现着古今贯通、民族共荣、全国呈现的三大亮点，尤其在数量较多的仿古品件中，几乎都有着中南海所陈设的文物影子，如北京的玉雕“翡翠花熏”，湖南的“湘绣花鸟”，安徽的“铁花”，福建的“寿山石四季屏”，上海的“宝石屏风”，浙江的竹编“八角盒”等等。
《中国工艺美术》虽说是“内部发行”，但其真正目的，是专业单位一次“承前启后”的总结。既可以当作国家礼品，又可以用来收藏。因为画册里没有销售单价的文字，难怪有人见了开玩笑说：“真是天价之宝！”
选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