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明末农民战争,人们在赞扬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同时,也感慨其溃败之迅速。细究起来,李自成败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说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妨先从他任用的谋士谈起。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他带领村里一批饥民投奔起义军,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都不曾吸纳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数人马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起义队伍也从50骑迅速发展至数万人。随着起义势力的复兴,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李自成随即任命他们充当谋士。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定“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人李岩,但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为起义军的日后败亡埋下祸根。
比如说,“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这些无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况且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不征赋、不派役,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因此,农民军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但大顺政权的解决办法却是追赃助饷,即严刑拷打迫使官绅交出财产,以充军费。在河南,大顺政权的官员“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就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明王朝或清王朝一边。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顺降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父吴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饷二十万”。
再比如,这些谋士对当时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把握也不够准确。当时,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存在着农民军及其建立的政权(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互相角逐的势力。不论农民军与明朝哪一方获胜,最终都还得与清王朝展开一场生死搏杀。然而,不管是李自成本人还是其身边的谋士,都缺乏这种统揽全局的眼光,根本没有预料到将来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可能,结果终致败亡。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要用低层次而不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充当谋士呢?这就触及到李自成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
李自成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没什么文化,也不熟知以前的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识分子夺取天下的历史。加上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做官,就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对此不免心生厌恶。因此在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都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崇祯十五年甚至还发生过劓(削去鼻子),刖(砍去双足)襄城诸生的事件。这种粗暴的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推向敌对营垒。
后来,李自成虽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了一些明朝进士,但也只是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未曾任用他们充当谋士,这说明他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疑忌的。即使崇祯十七年(1644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原明朝侍郎侯恂,那还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关进了监狱,李自成认为他必定恨透了明王朝,可为农民军所用。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规定,所有大顺政权的文官一概受武将即起义农民将领的节制。就是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李自成也从未认真征询过他们对天下大势及治国治军的意见。其实,这批降官中不乏对全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具治国治军才干者,有的后来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的抗清武装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李自成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站稳脚跟之后,广泛网罗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真知灼见的高层知识分子,那么他在制定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大顺政权也可以稳定下来,击败清王朝的进攻,进而统一全国。
当年农民军、明王朝与清王朝的角逐早已随风而逝,现今重温历史,我们不应忘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教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失败;没有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何政权都会走向败亡。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