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乾隆修《四库全书》的举动或多或少有着愚民的本质，但客观上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文化奇观。它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与长城、大运河一起，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古代三大伟大工程。
乾隆皇帝不仅策划了《四库全书》的编修，而且还想好了《四库全书》的保存。
该书共缮写了七部，分藏七阁之中——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紫禁城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江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浙江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
太平天国期间，1853年，扬州、镇江藏本化为灰烬；1861年12月，杭州的藏本散失一半；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圆明园内藏本化为灰烬。
余下的三部半书总算走到了20世纪。1915年，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藏本运抵北京，先藏古物保护所，后交北京图书馆收藏；紫禁城文渊阁的藏本在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收藏。七阁之书，只有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藏本还算完整，书阁一体。
这一部藏本却又命运多舛。
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历险开始于1914年。
此年，为拥戴袁世凯登基，袁世凯手下的文人们准备影印《四库全书》，于是将文溯阁藏本运抵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后，此书被冷落在故宫中。
1922年，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借口经济困难，打算把这部《四库全书》盗卖给日本人，议价为大洋120万元。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得知后，立即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强烈反对，并向媒体透露了这个消息。
消息既出，举国震惊。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溥仪盗售该书的阴谋没有得逞。
1925年，文溯阁《四库全书》已离开沈阳十余年。这时，沈阳欲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东北有识之士积极奔走，经多方争取，终使文溯阁《四库全书》回沈之事落实，并抓紧清点，查经、史、子、集共6144函。当年8月5日点交完毕，由当时的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子安查收押运回沈。
“九·一八”之后，东北国土沦陷，文溯阁《四库全书》与沈阳城一起落入日本人手中，后以伪满洲国国立图书馆之名代为封存。
抗战胜利后，沈兼士任民国教育部平津区教育复原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北平、天津高校接收、整顿、甄别工作。被日本人掌控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有关图书档案。全部由中方代表沈兼士正式接收。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真正回到人民手中，政府为了妥善保管此书，进行了认真的清理。
朝鲜战争期间，此藏本先后转移到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北安，1954年10月运回沈阳故宫。
1966年10月，珍宝岛战云密布，政府于次年10月底将全书运抵甘肃，藏于兰州市郊的一个战备书库中。
后经辽宁省文化界的呼吁，2001年，辽宁省文化厅上报文化部，请求协调《四库全书》回归辽宁省图书馆。文化部为此专门成立专家调查组，考核辽宁和甘肃两地，最后得出结论：《四库全书》适合回到辽宁。
国家瑰宝没有流落异邦，沈兼士先生居功甚伟。
选自《文史月刊》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