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考古发现，重要也好，普通也好，在考古学家眼里都是一种破坏，都是一种遗憾。考古结果无不伴随着遗憾，这已成为考古学家迈不过去的火焰山。
定陵：最遗憾的考古发现发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偶然选择，但却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必然结果。
1955年10月，政务院轻易批准了在今天是一定要经过全国人大议程但绝对不会被表决通过的上书，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不过，上书请求发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当两年以后发掘完工时，考古人员在反对无效却又不得不参与领导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地把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来。遗物总计约三千件，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可大多已腐朽破碎。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身也已腐烂，只剩枯骨了，而且他们的葬式看上去显得很奇特。葬式指死者下葬时摆放的姿势，通常的葬式是仰身平躺四肢顺直状。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都是侧卧，头朝右，左手放在腰部，同时下肢弯曲，右手向上弯曲放在头部。对此解释有二：一是人殓途中棺椁晃动所致，据说下葬万历皇帝时使用的抬杠军夫多达九千人，一路上绳索时有损坏，木杠断裂，更换不断，棺椁还曾一角落地，尸体姿势完全有可能发生变化；另一说与万历皇帝信仰佛教有关，死后仿效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的侧卧姿势。
在棺椁中发现了万历皇帝的金冠、用一百多粒红蓝宝石和五千多颗珍珠镶嵌的凤冠4顶。金器289件，几乎都是手工制成；首饰248,件，其中簪就占了199件，表明发型和发饰同样是用来彰显皇家威仪的，仅次于皇冠和风冠。衣物467件，其中万历大典用的5件衮服(衮服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动时穿的礼服)最为惹眼，用工10年的十二团龙衮服，万历皇帝身穿1件，棺内放了4件。织锦布料，总计165匹，仅万历皇帝身边就放了69匹。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代丝织品，而且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色彩依然艳丽，但在发掘出土后却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变霉……比出土文物的变质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后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尸骨，从此不存。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成阳市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在清理碎石时他们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这炮点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条就是墓道的阶梯。考占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还发现了陵墓人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当时他们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定陵，结果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发掘乾陵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下去。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当年极力反对发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参加发掘定陵的郑振铎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当年作出同意发掘批示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随后通令全国，试掘定陵后再发掘氏陵的计划就此搁浅。如果说发掘定陵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中国其他帝王的陵墓从此保住了!
缺乏经验的考古事件20世纪70年代发掘马王堆汉墓时。据说考古人员曾在棺椁储藏物品的一个果盘中发现有完整的新鲜的藕片，但端起来时一经晃动，藕片却奇迹伋地消失了。这对植物生物学研究来说，失去了一项难以再现的重要物证和研究资料。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了一个杯形铜壶，壶盖密封得非常严实。一个初次参加发掘的学员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于是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马上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也是在这座罗泊湾汉墓，考古队员打开一个盖着盖子的陶盒，看见盒内装满青青的梅果，叶子显翠绿色，就像刚摘下来的一样。他赶忙叫人给它拍一张彩色照片，但很快树叶和果子就变成黑色的了，这种酸梅在当地是每年四月成熟。出土时它是青色的，可以说明墓主人下葬的时间是夏初之际。
1993年，江苏连云港著名的尹湾汉墓文物清理工作结束后，考古人员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向东海县政府、文化局和镇党委的领导汇报了这次发掘的成果。会上，镇里的一位领导随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但就是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给以后释读木牍的工作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疑难。因为他取出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由于按在了木牍的右上部，只是轻轻地一带，就把这片木牍上最重要、最关键的记有这片集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今天人们再给这片集簿命名时，有的说是吏员总簿，有的说是定簿，众说不一。后来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进行处理，还是没能恢复它的庐山真面目。
“现场办公会决定，由市博物馆负责抢救和保护这批简牍。然而，当我们要携带这批简牍回馆时。由于支付尹湾村开工补偿费没有到位，尹湾村的民工不让我们带走，只好暂时将简牍留在办公室。待我们一星期后回来时，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简牍，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泛着金黄、闪出油光的简牍已经完全变黑，而原来清晰可读的墨书，现在已经十分模糊。一堆发黑霉变的简牍已经失去了它们生命的活力。”发掘者的这些回忆，真实地令我们感受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至理名言。
选自《良友周报》201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