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不如没文化
太平天国虽然起自农村，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基层读书人加入。在“首义八人”中，称得上是“读书人”的有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四人，正好占了一半；这八人之下，被清方的《贼情汇纂》一书列为“剧贼”（强悍的贼寇）的太平天国“高干”中，能称为读书人的有参天侯黄玉琨、镇国侯卢贤拔等12人，从人数上看，说少也实在不算少。
不过，和没文化的同事相比，这些有文化的“高干”，日子都混得相形见绌。要论资格，冯云山的“革命资格”比洪秀全还老，可他却在萧朝贵假借天兄的作威作福下俯首帖耳，耐着性子听天兄文理不通的打油诗，忍受萧朝贵“尔读书多”之类夹枪带棒的讥讽；韦昌辉在杨秀清面前“总不敢多说话”；石达开一听见“天父下凡”，总是吓得“惶恐流汗”。
同样是升迁，没文化的升得要快得多。相比之下，读书人的提拔之路就比较坎坷了。到了中后期，除了1859年从香港跑来的洪仁和从文臣堆里挑出来带兵的赖文光（这两位都是洪秀全的亲戚）之外，新提拔的高干，几乎连一个读书人也没有。以至于李秀成在临终前曾感慨“天朝无读书人，官兵（清兵）多用读书人”，并认为这是“天国”覆亡的一大原因。
究其原因，太平军以战立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能打仗的提拔快，就算犯错误降职、撤职，但因为能打，再升起来也容易。而读书人整天陪着洪秀全、杨秀清，文字、言语间原本就容易犯忌，一旦倒霉，又很难找到机会翻本，像前期地位不低的李寿晖，就因为喜欢提意见，被以“工伤”为由挂职闲居，后期就一直没能再爬到高位。
懂得这个道理的读书人，就不得不抓住一切机会投笔从戎，转职去更有前途的战斗岗位，像石达开就因此发光发热，不至于在提拔的道路上被甩下太多。可问题是，并非每个读书人都适合打仗，像后期被委以重任的赖文光就明显不适合，最终被任化邦等捻首架空，成了个精神领袖。他这还是捞着带兵机会的，更多的读书人只能做无名英雄到底了，像从金田起义起就是读书人“高干”的黄期升，直到天京失守还坚守岗位，寸步不离幼天王身边。要不是幼天王留下张供词，连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这位仁兄居然能活到1864年，并平安从天京突围，最终还封了个王爵。
读书人不被“官方”信任
其实说太平天国一点都不重视读书人，也不太公平。
太平天国自杨秀清算起，直到倒数第二级官员卒长，都设有“掌书”或“书理”，负责文字工作。这些人当然都是读书人，其中还掺杂了不少相当有学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如留下《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谢炳、后来曾环游世界的李圭等。他们被统称为“先生”，平时不需干粗活、杂活，非紧急关头也用不着上阵打仗，饮食、服装待遇一切从优，而且级别也不低。
问题是这些“先生”的人权，似乎也就停留在穿衣、吃饭等生存权上，太平天国官方对他们是不信任的。当时，太平天国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一项是编写一本白话文的编年史《诏书》；另一项是删改“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并重新出版。可这两项工作开展没多久，洪秀全就下令：不许“先生”参与此事，以免泄密。就这样，大批专业人士被排斥在外，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至于那本《诏书》编出来没有，至今也没个定论；而从1854年开始的删改古书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10年，甚至连洪秀全都屈尊参加，可最终也就弄出了一本《武略》（《孙子》《吴子》《司马法》的汇编），其效率之低下，可谓空前绝后。
这些“先生”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城后强抓来的。太平天国初期，在城市里实行拆散家庭、男女分离的政策，将男女分别编进各种专业的“营”，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而言，当“先生”待遇好，没生命危险，是许多读书人愿意做的。但给“逆贼”搞文字工作，毕竟是件敏感的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读书人宁可不当“先生”。早期天京城里的豆腐营、织营，待遇宽松，许多读书人就冒充磨豆腐的、织布的，混迹其中，织营因此人浮于事，最多时居然膨胀到5个大营、好几万人。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当“先生”，能发挥多少主观能动性。
读书人为何“靠边站”
初期，太平天国在城市里实行拆散家庭、男女分离的政策，将男女分别编进各种专业的“营”，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而言，当“先生”待遇好、无生命危险，本该是许多读书人愿意做的。但给“逆贼”搞文字工作，毕竟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读书人宁可不当“先生”。
起初，天京（今南京）城里的豆腐营、织营管得比较宽松，许多读书人就冒充磨豆腐的、织布的混迹其中，织营因此人浮于事，最多时居然膨胀到五个大营、好几万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太平天国处于人才辈出、读书人俯拾皆是的江南，却找不到读书人为己所用？
首先，洪秀全迷信神权统治，贬低古人、古籍。当时，洪秀全规定：《字典》不许叫“典”，只能改名“字义”；《诗经》不许叫“经”，只能改名“诗韵”；读古书就是犯罪，书籍除了太平天国自己出的寥寥几本之外，“一概都要焚烧”。当时，“天国”的科举考试虽然依旧采用八股文，可内容却只能从《圣经》，甚至洪秀全写的那些谜语般的“天诗”中出。比如，己未九年（1859年）的会试题，就出自“天父”的《十全大吉诗》中的四句：“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要求考生写出读后感。可想而知，饱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看到这样的考题，会是怎样的感受。
其次，对于真心投奔的读书人，太平天国首领并不能人尽其用，甚至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安徽人龙凤在接到“天国”的“招贤榜”后，给洪秀全写了篇祝辞，将其比为刘邦、朱元璋，结果洪秀全勃然大怒，说“刘邦、朱元璋只配当我的马前先锋”，之后便把倒霉的龙老师送到诏书衙学习改造。到了后期，一些担任乡官的读书人，常常因无法满足没完没了的“上贡”、“特捐”要求，就被诸军或剥衣痛打，或枷号示众，可谓斯文扫地。“国士待之，国士报之”，如此相待，还能指望人家真心出力么？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痛斥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书……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把自己树立成捍卫儒家道统的卫道士，而把太平天国贬为“里通外国”的异端。这当然是政治攻势的需要，但不难看出，太平天国对读书人、对文化和书籍的错误立场，在客观上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并在无形中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选自《这个天国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