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7年9月，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自己动手，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
1938年5月，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将情况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
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延安与甘泉交界处的劳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毛泽东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去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
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助手。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装扮成“进步青年”。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奸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
“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又名布鲁。
一天，中统派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边区，被陈泊抓获。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乔装打扮深入虎穴。陈泊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延长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作了详细汇报。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此行大获全胜，陈泊根据情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
陈泊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保卫科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陈兴林。陈兴林原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被军统特务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
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布置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里应外合。陈兴林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保安部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兴林挖出潜伏特务。此时，陈兴林非常思念在庆阳县的老母亲和妻子，向组织上提出回家探亲三天的要求。在陈泊支持下，中央社会部批准陈兴林的要求。
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三天后，陈兴林果然如约而归。五四青年节，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现场指认潜伏的特务，打开了汉中特训班案的缺口。至1942年底，经过陈泊等人的艰苦工作，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
毛泽东非常高兴，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名，在边区不胫而走。
谍战中的“反间计”
赵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毕业生，1937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
一天，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来投诚。赵去非通过在县党部的内线，早就知道王忠岐是名顽固的中统特务，他“投诚”很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一个圈套。赵去非决定将计就计。为了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况。为了“借刀杀人”，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情。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你们的主人没有怀疑吗？”赵去非这样说等于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后，向单不移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以为此行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赵去非巧施反间计，很快就让这个叛徒由中统方面处决。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迫使他提供更多的秘密。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投诚，王忠岐只得讲出八九个隐藏在边区的中统特务的名字。后来，赵去非有意将他软禁起来，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果然，王忠岐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承认了向赵去非供出了几个隐藏特务的名字。当单不移派人通知潜伏特务隐蔽时，才发现那些特务已经被捕。单不移气急败坏，下令将王忠岐处死。
赵去非设计继续扩大战果，由边区保安处不断向外放风，以表明王忠岐是自己逃跑的。在洛川的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们得知单不移冤枉了王忠岐以后，立刻骚动起来。王忠岐是洛川本地人，在中统内部人缘很好，而单不移却不得人心。洛川的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不满，单不移在洛川无法立足，灰溜溜地走了。不久，中统方面安排中共秘密党员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的主任。此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攻意图、特务派遣等情况通过这一渠道不断地被传递到延安。赵去非设计除掉王忠岐、赶走单不移的传奇经历，成为国共双方间谍战中应用“反间计”的经典案例。
选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