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故宫藏品已经达到180万件的规模，其中在70余年的时间里，来自个人的捐赠近800人次，捐赠文物3万余件，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上，个人捐赠成为故宫丰富藏品的重要来源。
大公无私的捐赠
个人捐赠文物是从1939年外国人文纳开始的，回顾72年的历史，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说：期间有三次高潮，分别为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高潮也为之到来。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
梁金生说，这时候的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的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
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1953年12月，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为捐赠文物申请抄家
1966年6月1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者为陈伯达。社论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继之而起的“破四旧”成了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工作。一时间，古董、古迹、字画、书籍作为最明显的“四旧”代表首当其冲，散存在民间各地的字画、瓷器、饰物、古籍被砸烂、烧毁者不计其数。
以“破四旧”名义掀起的抄家进而造成的对文物的破坏，让那个时代的人至今仍心有余悸。梁漱溟先生晚年曾经回忆过被抄家的场景：“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文物，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文物爱好者与收藏者极为珍爱的藏品，此时却成了招致迫害的由头，紧迫的时刻让人们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选择捐赠，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或者自行毁掉以免招致红卫兵的打砸。
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出于保护文物目的而纷纷倾囊捐赠的收藏者。梁金生统计，这一时期的捐赠以学者为主，尤为特别的是，有些人捐赠了物品连个接收证明都不要，更有甚者，直接将文物匿名寄到故宫来。
曾经于1950年给故宫捐赠文物、有着“京城第一玩家”称号的王世襄，为了保护个人藏品，甚至兵行险着，主动申请抄家——好让公家没收了去。根据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王世襄家中被查抄的文物共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其中24捆被抄没。这些文物，直到落实政策后的1986年才得以归还。
著名收藏家朱家潘先生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自己捐赠的原因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多数捐赠者的心境，朱先生说：一是房子太小装不下了，如果卖给文物贩子，也是流出境外。同时，也“怕招来灾祸”。
“文革”十年，个人捐赠文物为71人次，此数字尽管难与解放初期的高潮相提并论，但在捐赠数量和品级上，皆很可观。
捐赠者有一颗爱国心
“文革”结束后，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亦随之来临。根据政策，被抄家的文物要归还所有者。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归主人的怀抱。但也有心有余悸的收藏者，选择将文物继续留在故宫。
“有些藏品甚至都没有动地方，所有者直接办个转为捐赠的手续，就完事了。”梁金生说，“经过十年动乱，这些人可能仍担忧这些藏品会再起事端，而另一种考虑就是为了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留在故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梁金生曾亲手接受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
说起这文物的来龙去脉，颇为曲折。1966年的“破四旧”浪潮，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耗费3500大洋的巨资买下的。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实政策后，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认领物品时，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捐赠手续也于是年的11月6日完成。当时故宫为潘家颁发了捐献证书和一万元奖金，但他们拒绝收钱，几番来回之后，故宫还是派人将钱送到了潘家。就是这国宝，曾在1999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轰动。潘母的一个决定，让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故宫，让世人得以瞻仰。
选自《中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