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西域的军事部署成本昂贵，西汉末年，随着中原的战乱，中原势力逐步退出了曾支付无数鲜血的西域。东汉建立后，治理慢慢走上轨道，再次进取西域，获取战略安全保障的国防战略又浮上国家决策的前台，将军耿恭就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聚光灯下走上人生舞台。
耿恭的家族是军旅世家。公元74年，随着东汉大军规复西域的浪潮，他继承家族事业的宿命，很自然参加了战争。战后，东汉还是沿袭西汉时期的防卫战略，将主力撤回后方，而部署精锐的小部队留驻当地，以维系因战胜而赢得的外交同盟，抵抗当时北匈奴的威胁。耿恭担任了戊校尉，即两支驻留部队的指挥官之一。
但匈奴在汉军主力撤离后，集结两万主力分别攻击东汉的主要盟国，然后裹挟当地各国军队攻击耿恭和关宠驻守的部队据点。耿恭在阻击和迟滞处于优势的敌军之后，最后率领少数东汉军人与当地同盟部队据守疏勒城，他深知这座居于天山北坡的石头城堡坚固足以死守，而此城扼守天山南北通道，如果丧失，则未来国家整个西域战略又要从头做起。
就在耿恭与战友们在疏勒浴血奋战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不幸的大事变：汉明帝驾崩，后来以提倡孝道和励精图治著名的章帝即位。新帝即位遇到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必须处理西域的告急求援的奏章。
按惯例，新帝初即位需要稳定政权，头绪繁多，是不会进行诸如异域用兵这样的决策的。因此，在朝廷研究西域告急求援奏章时，担任司徒的鲍昱向新皇说了这样一番话：“国家在当地驻留的军人两部各不过数百人。匈奴以巨大的优势兵力，围攻几个月而不能成功，这是士兵们为国家事业奋战的结果。是国家将这些士兵置于如此艰险的战斗之中，现在，如国家不能对他们进行救援，不仅等于变相纵容外敌对他们的残暴，而且必定会使那些立志为国家牺牲的人感到伤心。进一步来说，今天如果不发兵拯救他们，未来没有边境威胁则已，一旦匈奴大兵再犯，那么，陛下您还可以指望谁为国家而死？”鲍昱掷地有声的抗辩结束了辩论。在紧急军令之下，救援大军驶出玉门关。
而在这前后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内，耿恭率领残存的士兵，顶住了匈奴疯狂的围困、招降的诱惑，在绝望中保持着对故国的信念。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非常感人的人物融进了这个故事。一位是疏勒城中支持耿恭的当地领袖，他是汉家和亲公主的后裔，带领民众参与了守城的苦战。另一位是耿恭的部下范羌。他在围城前受耿恭派遣到玉门关接洽补给事宜，在救援大军出关时，坚持随军行动。当救援大军到达天山南麓，统军将领决定撤退时，他自告奋勇，坚持带领很小的分队翻山越岭前往疏勒城，因为他坚信疏勒不会破城，耿恭将军和弟兄们肯定还在坚守待援。
当范羌带领小队人马悄悄穿越匈奴人的封锁线，终于在漫天大雪的深夜来到疏勒城下，守城军民喜极而泣。最后，当他们穿着百战风碎的军服，高擎猎猎军旗抵达玉门关，连耿恭在内，只剩下13名战士。玉门关守将以最高礼仪命令列队迎接他们入关，并亲自为他们洗浴和更衣！
1900年前的拯救大兵行动成功了，但这个故事所揭示的问题并没有随历史风沙而消失，当国家征召自己的士兵去遥远的地方献身奋战，国家就与自己的人民签订了一份双向的道义契约：士兵为国家而死，因为这是一个会在乎他生死的国家。
选自《南都周刊》2012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