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苏东坡、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在朝堂之上如何交流？清朝的外族皇帝如何听取汉人大臣的奏对？古代朝廷解决这些交流问题时，也有千方百计。
古代也有普通话
“官话”这个称谓是明代出现的。顾名思义，“官话”是指官吏所说的话，是一种共同语。
自从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一统天下，朝廷内执事官员的地域情况就比秦以前诸侯国时更为复杂，东西南北各地都有，若各地官员都使用自己的方言议论朝政大事，那势必无法沟通，国家将衰亡于旦夕之间。
每个朝代都有共同语作为桥梁沟通各方言区的人。而共同语的基础语音一般以王都所在地的语音为准，近水楼台先得月，人情事理使然。
北宋时期，寇准的家乡在陕西渭南，其是标准的西北汉子，言语粗犷奔放，而丁谓虽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就迁居苏州，操一口吴侬软语，共事一朝的两人交流当以帝都的汴（开封）洛音为桥梁，否则北宋朝廷乱得很，哪能等到160多年后才灭亡。
汴洛音是怎样的一个语音系统呢？此事不易考察，但可从曾《高斋漫录》一逸闻中稍得见识：
苏东坡曾经对钱穆父谦虚地说：“我们平时往来呀，根据家中财力行事就行了，聚餐时不必太铺张。”
钱穆父想，贵的请不起，不太铺张那是极易做到的。于是一天，钱穆父写信邀请苏东坡来家里吃“饭”，苏东坡兴致勃勃地应约，一看桌上只有饭一盂、萝卜一碟、白盐一盏，立刻明白了，所谓的“”即为三白。
过几天，苏东坡回请钱穆父，约其食“毳饭”，穆父如约而至，等得饥肠辘辘都没有看见食物，便质问东坡，东坡回答说：“萝卜毛也，汤毛也，饭毛也。”
北宋时，东京汴梁一带方言“毛”音“模”，而“无”也音“模”。在拆字游戏中，苏东坡拆“毳”为三“毛”，即为三“无”，所以等待穆父的只是空空的饭桌。如此，东坡巧妙地借助方言语音相同“报复”了钱穆父当初拆“”为三“白”戏弄他的仇。穆父只得叹曰：“子瞻可谓善戏谑者也！”
皇帝与臣下奏对也需要翻译官
官话没那么好学，而且许多官员大多要去地方为官，各地不懂官话的自然占大多数。据说清朝有个捐官（由捐纳资财粮米而换得的官）不懂官话，到任后，拜见上司寒暄数语，便聊了起来。
上司问道：“所治贵地风土（自然环境和习俗）如何？”
捐官回答：“这里并无大风，更少尘土。”
问：“春花（鱼苗的一种）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亩二百八。”
问：“绅粮（官粮）何如？”
答：“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
问：“百姓何如？”
答：“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
上司强调说：“我问的是黎庶。”
捐官仍一本正经地对曰：“梨树甚多，所结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说：“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
捐官赶忙站起来回答：“卑职小名狗儿。”
上司围绕民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捐官都以同音之词相对，因不懂官话，答非所问，笑话迭出。官话最初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民间的平民百姓并没有说官话的必要。
“雍正六年（1782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
已经具有高度汉文化水平的满族皇帝雍正听不懂福建、广东省官员的方言，于是颁布政令，设立“正音书院”，任聘“正音教职”，教授官话，于是官话开始有了向民间普及的趋势。
然而这场运动效果不是很显著，清末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为了沟通方便，不得不打破历来关于“室内除了军机大臣以外不得有闲杂人等”的规矩，允许从领侍卫内大臣中挑选一人随同朝见，以充当翻译。
其实，我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象”“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设置“通事舌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
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选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