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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我个人以为其失败的导火线或者说决定命运的一战是安庆解围战。
安庆解围战对太平天国是一个严峻、全面、高难度的考验。
如果天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则柳暗花明，再现生机，“东南浩劫，永无止日”(曾国藩语);如果失利则天京门户洞开，等待天国的是失败的命运。
安庆是太平天国安徽省的首府，也是经营多年的军事重镇，更是扼守天京的门户。
江南清军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打击下土崩瓦解，迫使咸丰帝转而倚重曾国藩的湘军。辛酉政变后，曾国藩和湘军集团取得了更多的实权。曾自1859年1
1月进犯皖境，与太平军展开历时近两年的安庆争夺战。太平军发动二次西征之役以解安庆之围，但因陈玉成操之过急和李秀成失期后至而未果。
太平天国在安庆被围的严峻局面下，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是一个不小的失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太平天国失去安庆与湘军夺得安庆，一胜一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双方战前认识上的差距。
曾国藩这一仗头脑清醒，认识深刻，目标明确，判断无误。他坚持认定“自古取金陵者，必自上流而下”，而安庆正是天京上游门户。
太平天国一方则被动应付，缺乏配合。
我以为太平天国中有几个人能达到曾国藩这么高的认识水平一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
凭杨秀清的军事洞察力，他能认识;冯云山虽是个文人，但见识卓越，他可能认识;(出走天京前的)石达开能认识。可惜他们都不在了。
太平军中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都是将才，但还没有“修炼”成帅才，二三十岁的人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比起曾国藩老谋深算，还是略逊一筹;而洪仁则是书生型的人，终究差了一截。
湘军于1859年9月攻占安庆屏障——石牌，1860年2月攻占太湖、潜山等地，1860年6月攻占枞阳，从而完成对安庆的包围。曾国藩以重兵围城，挖下长濠，稳扎稳打，志在必得。
欲解安庆之围，可有两个办法:一是集中精锐，以不少于十万之众直扑安庆外围，这可能只有合陈玉成、李秀成二人之力，“毕其功于一役”，以所有精锐与湘军搏命。另一个办法是围魏救赵，攻取武汉。
这两个办法太平天国用得都不彻底。
第一个办法，李秀成姗姗来迟，不战而走;陈玉成等不及汇合各方，仓促赶去解围，势单力孤，损失惨重。
第二个办法，陈、李都曾威胁到武汉，却都在英国人的“劝阻”下放弃了攻取武汉的意图。其实，那时如果攻打武汉，英国人不至于武力干涉，干涉也未必得逞。
1860年9月，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等回京商讨救援安庆之策。他们决定采取洪仁业已提出的方案，从长江两岸合击武汉，迫使敌军抽调兵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
确定由陈玉成部从长江以北，自安徽人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部在长江之南，经江西人湖北，攻武昌南路;并定于1861年春会师武昌。侍王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等部，则在皖南战场机动。
可是，皖北方面，陈玉成欲直接解安庆之围。他集结兵力，先后发起对寿州、舒城、六安等城的攻击，试图驱走外线的湘军，但屡遭挫败，损失惨重。次年(1861年)2月，他率主力5万余人于安徽桐城出发，“风驰雨骤，昼夜兼行”，直指武昌。胡林翼急调彭玉麟、李续宜等水陆两路回援，并痛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但曾国藩从陈玉成急急率部西进，李秀成部亦在江西境内活动，看出太平军的战略意图。1861年4月1日，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指出:“群贼分犯上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他成竹在胸，稳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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