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的“公务车”：
刘贡父，北宋的大学问家，与兄长刘原父同年中进士，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便是刘贡父当的助手。
大约宋英宗治平年间，经学术界大佬欧阳修举荐，刘贡父获任馆阁校勘。能当上馆阁校勘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学术牛人，不过馆阁乃清水衙门，薪水不是很高，也不给配备“公车“，为方便上下班，刘贡父便自掏腰包买了一匹很便宜的骒马（雌马）代步。
从刘贡父的这段经历，我们可以一窥北宋“公务用车”制度的一些侧面：宋朝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员，是不能享受配备“公车”（官马）待遇的。你若不想辛苦走路上下班，只能自掏腰包买匹“私家马”。
有些官员。可能买不起一匹像样一点的“私家马”，又不想像刘贡父这样买匹骒马充数，那怎么办，可以坐“出租马”。
宋代开封府的“出租马”服务业很是发达，租马或租马车都非常方便，即使是夜晚二更时分，市间也有马出租。《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市民“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开封府的市民平时出个门，习惯租马代步，租一次只需一百文钱左右。
宋代宰相级别的高官，才配备有专用的官马，相当于“专车”；还配给控马的马夫，相当于专职的“司机”；工资清单上还有“马匹刍粟”一项，相当于“燃油补贴”。
不过，宰相一旦退休，即取消“公车待遇”，比如名相富弼、王安石致仕后，都是自己买了头小毛驴骑，富弼有一次“跨驴出郊”，遇上一个小屁官“水南巡检”，巡检的马前卒吆喝着要富弼下驴让道。富弼也不计较，默默鞭驴走开。
宰相机构（三省）的公务员（胥吏），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因为公务繁忙，工作性质重要，也可以乘坐“公务用车”：“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待遇很高。
除此之外，一般的官员就不配备“公务车”了。我们若以为宋朝一个芝麻大的官儿都能够占辆“公车”用用，那就想错啦。
或许还有朋友会问：古人不是都乘坐轿子吗，你怎么不提宋朝官员坐的轿子？其实，北宋士大夫是很少坐轿子的。南宋的朱熹回忆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轿子通常只是女性、出嫁的新娘子与年迈之人才乘坐。
宋神宗时，王安石辞去宰相职位后，隐居于金陵，出入“惟乘驴”。亲朋好友念及他年事渐高，劝他乘坐轿子，王安石正色说：“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王安石的政敌程颐也是“自少时未尝乘轿”，有一次他与两位官员游蜀道，山路崎岖难行，作陪的官员提出要坐轿子，程颐坚决反对，说道：“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泞，则不得已也。”当时的士大夫，多以乘坐轿子为耻，认为那是”以人代畜”，不合人道。有些士大夫“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即使不得已要坐轿子，也是再三推辞。
如果宋朝官员因公要出远门呢，有没有“公车”接送？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刘贡父的朋友欧阳修，因参与政争，由馆阁校勘被贬为夷陵县令。从京师到夷陵，有水陆两途，陆路近一些，水路远一些，但欧阳修家中没有良马，只好舍近求远，雇船走水路：“始谋陆赴夷陵，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
宋朝设有发达的递铺与驿站系统。递铺负责快马传递，驿站负责公务接待。根据制度，官员若“差出勾当公事”，即因公出差，比如被委派到外地鞫治狱案、抚恤灾民、巡视地方，或者入朝奏事等，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一份“走马头子”和一份“驿券”—凭“走马头子”可以调用驿站与递铺的官马；凭“驿券”则可在各地驿站免费食宿。
但宋朝政府对递铺官马与驿站食宿的管理甚严，只有紧急公务或急程赴任，才可以动用乘驿，如宋真宗时的一项立法规定：“今后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马，余不得更乞支借。如违犯并勘罪严断。”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当个小小的县令，并不是什么重大、急切的事情，当然动用不了递铺与驿站的资源，只能自己雇船。
如果官员违反制度擅自动用驿站与递铺的官马呢？按照宋朝的立法，诈乘驿马，判流刑；未取得凭证而擅乘驿马，判徒刑；私借驿马，杖一百，若驿马借出五天，即判徒刑一年。
宋真宗朝时，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擅自将驿站官马借与广州知州邵晔的儿子，以便他赶往广州看望病危的父亲，导致驿马累死于途上。梅询用心虽善，无奈触犯了驿马制度，只能领受降职的行政处分。被贬为襄州通判。
北宋的“公务用车“制度，大致便是这个样子：宰相级别的高官配备专用的“公务车”（官马）；重要部门的公务员出入办事，也可乘坐官马；出差承办紧急公务的官员，可以申请使用乘驿：一般官员则一概不配置“公务车”，想找代步的坐骑么？自己掏钱买“私家马”，或者租用“出租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