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国
1985年大年初三，一大早，我们堂兄弟姐妹十一人就冒雪来到二十里外的大姑家。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我们最盼望的，因为我们在大姑家有好吃好喝的，还可以疯玩。今年更不一样，三伯家的大哥腊月结的婚，新嫂子是第一次到大姑家来，按风俗，大姑是要给她备个鸡腿子的。嫂子有鸡腿子，依大姑的性格，我们也不会没有。
一进大姑家的门，我就看见大姑家的大桌子和小桌子上都摆好了油果、麻饼和方片糕等茶点。大姑高兴坏了，用油腻腻的手先是拉着嫂子一番嘘寒问暖，又挨个儿摸摸我们的脸，和她比比高，然后叫我们坐席，吃茶。我年龄小，往年都是坐小桌子的，不料大姑却说：“国子，你今年十二岁了，该坐大桌子了。”我高兴得像泥鳅一样挤进哥哥姐姐们中间。
当大姑笑着捧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鸡腿子时，我们一个个眼光呆直。这几年家里虽然养了几只鸡，但除了年三十晚上，平时连一块鸡皮都没吃过，有时鸡生了瘟病死了，母亲也要腌起来晒干，留着待客。
“这是你的，云儿。”大姑首先将一个鸡腿子放到嫂子面前，笑着，又像是命令，“你吃，一定要吃。”然而，当看到大姑放到我们面前的鸡腿子时，我们的眼光突然黯淡——这些鸡腿子上，都拴着醒目的红头绳。
昨天晚上，奶奶一再告诫我们：“明天到你大姑家，大姑一定给你们准备了鸡腿子，你们要看有没有拴红头绳。没拴，你们就吃;拴了，就是你大姑借来的，不许吃！”奶奶眼睛红红的：“你们去了，你大姑恨不得把她腿上的肉挖给你们吃，可是，唉……”
原来，这些鸡腿子只是大姑借来做做样子的，是为了尊重“一桌无二席”的习俗。
“大姑，我茶点吃饱了，吃不下。”我姐似乎吞了一口口水，笑着把她的鸡腿子放到盆子里。
“我也饱了，大姑。”胖姐跟着说。
大姑看着她俩，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转而对嫂子说：“云儿，你吃，我撕给你吃。”大姑三下两下将嫂子的鸡腿子撕碎，还将一块鸡腿肉塞进她的嘴里。
我看着嫂子吃。虽然她想努力保持新媳妇的矜持，想尽量把嘴巴张得小一点，但只要鸡腿肉一进嘴，她嚼上三两下就吞进肚子里。我狠狠地吞下几口口水，目光又落到我面前的鸡腿子上：油晃晃的，散发着热气，热气里全是鸡肉的香味，直钻鼻孔。那根红头绳已浸透油水，变成暗红色，刺眼得很，可恶得很。
大姑又到厨房里忙去了。门外，谁家放起了鞭炮。弟弟妹妹们开始闹起来。我悄悄指着我的鸡腿子，低声对身旁的胖姐说：“我这个怎么没拴红头绳？”
胖姐看了看，惊异地说：“对呀，你的怎么没拴？”
“我今年十二岁，第一次坐大桌，大姑有意讓我吃的吧？”我说，“奶奶说，没拴红头绳就能吃，对吧？”
“嗯。你运气好，吃吧。”胖姐看着我的鸡腿子，咂了咂嘴。
大姑过来时，发现我还在啃鸡腿骨上的那一小块脆骨，很吃惊，却连忙笑着走开。
不一会儿，我姐悄悄把我叫到大姑家后院，一把揪住我的耳朵：“谁叫你把大姑借来的鸡腿子吃了？你知道大姑借了多少家才借来这些鸡腿子的？”我姐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
“我的没拴红头绳，能吃。”我疼得龇着牙，“胖姐也看到的，真没拴。”
“扯谎！”我姐丢开我的耳朵，伸手从我口袋里掏出那截油乎乎的红头绳，“扯谎！打嘴！”我姐一巴掌打来。我急忙躲开。我姐又一把揪住我的耳朵，狠狠一拧。“啊──”我一声惨叫──我的耳朵本已冻伤，被她这一拧，撕心般地疼。
我哇哇大哭。
我姐也哭了，用袖口擦我耳朵上的血：“谁叫你好吃的？你把大姑借来的鸡腿子吃了，叫大姑拿什么还人家？你不懂事，你不知道心疼大姑，你不知道大姑没了大姑父……”
“我的两个心肝儿。”大姑压抑着哭声跑出来，一把抱过我和我姐，将脸紧紧地贴在我们的脸上，眼泪决堤一般，“都怪大姑，大姑没本事……”
直到现在，每年去给大姑拜年，七十多岁的大姑都要给我们每人准备一个鸡腿子，虽然现在我们谁都不稀罕吃。
选自《大观·东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