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滨
1954年秋，刚毕业的吴邦玺响应“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去了青海，以机要学员的身份，分配到刚刚诞生两年的青海省班玛县人民政府。要到班玛县，需要穿越海拔5000多米的阿尼玛卿大雪山。他们每人带两斤牛肉和几个馒头，准备穿越皑皑雪山。
高原反应
吴邦玺和十个年纪相仿的青年，穿着果洛州人民政府驻西宁接待处发的棉装，脚上套着翻毛皮鞋，坐上当时最先进的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嘎斯”牌卡车的后车厢，沿着刚刚通车不久的简易公路，翻过日月山、河卡山、鄂拉山，进入一处开阔的有层积雪的草甸，目光所及，不见一人，只有远处黑点般的帐篷在凌厉的风中孤独地挺立着。
“嘎斯”卡车在断头公路前，拐向一处用铁丝网拦着的院里停住。白色棉帐篷扎着三排营房，一顶稍小的帐篷上探出半截生铁皮烟囱，一股浓浓的烟柱，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抬不起头。领队老谢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走到车厢后帮，掀起绿色帆布的挡帘，高声喊，小伙子们，花石峡兵站到了，下车吧。
吴邦玺最后一个跳下车，就在落地的瞬间，肚子底部涌起一股浊浪，来不及蹲下便吐出一股酸臭的苦胆水，直直喷到老谢的身上。他无力表达歉意，随即趴在地上，继续呕吐。吴邦玺像踩在柔软的棉花上，想走进帐篷，可就那几米路的距离，东摇西晃了半天才迈了进去，瘫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在耳朵里尽是嗡嗡声中，睡了一晚。
说睡觉，倒不如说浅度昏迷。人就像喝醉了一样，再加上呼吸不畅不时被噎醒，这就是高原反应的表现，生不如死。直到第二天早上，老谢站在床边轻声叫吴邦玺醒来时，他才晕着头起了床，一看表，已是上午十点，但帐篷外的风像从未停止过似的凌厉呼啸着。
花石峡地处海拔4400多米，像吴邦玺这样从内地来的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慢慢适应。不过，大约是年轻的缘故，他适应能力也强，虽然还有些晕眩，可感觉比昨天好了许多。到了餐厅，解放军战士熬好了大米稀饭，蒸的馒头刚出锅，但却像是死面饼。战士很腼腆地解释说，这里海拔太高，大气压力过低，用一般的锅根本蒸不熟，如果不想吃，还有一盆牦牛肉。
兵站里没有厕所，大小便都要到院子外的草滩上解决。这天傍晚，也许是吃了点牦牛肉消化不好，肚子疼，穿着皮大衣在草滩上把自己围成一圈，蹲在其中排便。正蹲着，黄色光线中出现一只狗，朝他跳跃而来，这里连个牧民都没有，哪儿来的狗？
正迷惑时，突然就看清它充满敌意，眼中泛着凶残淡绿的光，吴邦玺一个激灵，顿时反应过来是只荒原狼，连棉裤都来不及提，猛地站起身来，这举动可能也把它吓得一愣。吴邦玺趁机拼命朝兵站大门跑去，正好兵站的赖站长出来解手，忙拔出腰间的手枪，连射数枪，它才发出呜呜声，戛然刹住身体，跑向身后的草原深处。
这个季节的荒原狼非常凶残，要不是赖站长出现得及时，吴邦玺可能在花石峡已让狼给吃了。那时果洛草原上的狼比总人口数都多得多，你明白草原上的牧民为啥喜欢养藏獒了吧。
双腿麻木
1954年10月5日，在他们到达花石峡的第六天，从阿尼玛卿雪山方向，风尘仆仆地来了一队穿着藏服或汉装的骑马人，他们身后跟着十几匹马。果洛州政府的接应队到了。
当晚老谢召集大家开会，告知明天一早就出发，前往班玛县政府报到。前面第一道障碍就是海拔5000米的阿尼玛卿大雪山，这是高原上的高原，可能会出现缺氧和冻伤的情况，甚至需要弃马徒步来保证身体的热量。在高原上行走有许多讲究，不比平地那么随意，需要大家有心理准备，同心协力。为此州政府专门派老王他们来接应，以保证一路上的安全。
老王嘱咐大家，路上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因为沿路可能出现马蒋（马步芳、蒋介石）遗留下来的残匪，他们会在暗处偷袭，从两年前建政至今就发生过数起血案……老王还说，因为大家还不适应在高原上长途行军，为减少路程，咱们选择能省60公里的捷径路，虽然这样要爬过一处5000米左右的山垭口，但这是节省体力和时间的最佳线路。
初次上路，大家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关心啥时能到班玛，年轻人忍不住插话问，要走几天到班玛？老王笑着说，翻过雪山到达吉迈滩需要四天，吉迈滩到班玛还有150公里左右，正常情况下要三天。
就这样开始了向雪山顶进发。向导是位藏族人，脸色乌黑发亮，身体矫健，他背着像羚羊角的双叉猎枪，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不说汉语，只用藏语跟老王和老谢交流。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吴邦玺的高原反应再次出现，头疼晕眩。这时候老王和老谢要求所有人一律下马，牵着马缰绳徒步行走。
老王接着说，在雪山上骑马行军，血液不流暢，时间一长腿就会冻坏，下来走20里再骑。大家这才懒散地跳下马来，吴邦玺发现腿早已冻得麻木，像是失去了双腿和身体，只能坐在雪地上不能动弹。向导见年轻人被冻得不会走路了，赶紧跳下马，让他躺在雪地上，把棉裤脱下来，随手掬起地上的积雪，捂在他的腿上。向导使劲地来回搓着，搓完这条腿又搓那条腿，直到两条腿都有了感觉，已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战友牺牲
终于走到了雪山顶上的大垭口，这里有无数根用牛皮绳拉起的五色经幡，纵横交错，层层叠叠，在剧烈的山风中飘扬，向导从怀里掏出一大把的“风马”（印有喇嘛教中供奉神像的正方形小纸片），挥手抛向空中。这是藏族人在路过任何一座雪山顶时都要举行的宗教仪式。
说实在的，那时候走路是失去了意念地瞎走，像没有灵魂的躯壳机械地迈动步伐，可就在这无意识的走动中，众人竟然就走到了人生的最高度，即便以后在果洛三十多年里，再也没爬过超过这个高度的山峰。现在的登山者大都是专业人士，都有现代化的装备、氧气瓶营养液、随队医生等等，那时的青年可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仅凭一匹马、两斤牛肉和几个冷馒头，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走到了5000米的海拔。
最惊险的是在第三天傍晚。当众人来到阿尼玛卿山脚下一条流量较大的河的河边，看到对岸的草地上扎着两顶帐篷，更远处有几顶小帐篷，几头牦牛和绵羊在一旁啃草。老王就说，这里有牧民，一看就是牧民的冬窝子草场，今晚我们就和他们做邻居。
不久，对岸帐篷里的女牧民蹚过河流，特意送来了煮熟的羊肉，用藏语和向导说话。老谢翻译说，牧民见大家从雪山顶下来很辛苦，送了点新煮的羊肉。刚刚成功地翻越了阿尼玛卿雪山，众人也都很高兴，在吃了牧民送来的新鲜羊肉和干粮后，早早躺在牛毛毡上睡去。那时大约也就晚上八九点，孙大贵睡不着，起来往外走，睡在帐篷口的老王问他干啥，他说肚子疼，到外面蹲一会儿。
不料，孙大贵这一出去竟成永诀。他出了帐篷，四处查看地势，才找到适合蹲坑的河岸边蹲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根，那烟头在半明半昧的雪色衬托下，像是个靶子，隐在小帐篷中的土匪早已将枪口瞄准了他。然后就听到了清脆的枪声和孙大贵“哦”的一声，沉闷地像是倒抽了口凉气。
老王到底是军人，听到这喊声，一个鹞子翻身，大喊不好出事了，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拿着摆在身边的枪冲出了帐篷，看到孙大贵躺在血泊中，老王摸了摸他的鼻息，然后说：“你们留下，我和魏军去追土匪。”老王横着劲要追杀，一定是见孙大贵被土匪打死，着了急，自己的保护工作没做到位。
当老王蹚过那条河往前又追了一截距离后，还是中了土匪的圈套，他本人都不知道从哪儿打来一枪，击中他的右肩胛骨，一头从马背上栽倒在地，跟在他身后的魏军没敢再贸然追击，跳下马来趴在地上守着老王，直到看到土匪骑马逃跑了，才扶起老王回到帐篷。
众人商量，前面60公里外，有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进入果洛时设立的一个物资中转站，有军人和政府驻守，当即派骑术较好的王二虎骑马去请求救援。老王真是命大，那60公里的路程，骑马来回最快速度也得一天，他躺在帐篷里煎熬到了早上，王二虎带着军医赶了回来。军医在帐篷里给老王做了手术，从他的右肩胛骨伤口里取出一颗子弹头，老王说：“把那颗子弹留给我作纪念，也让我记住这个耻辱。”
土匪拦道
老王暂时留下养伤，其余的人又走了一天，傍晚时分到达了当时州政府所在地吉迈滩。在吉迈滩休息了三天，众人便和新的护送员老李老黄再度踏上了去班玛县的路。将近百十公里走得平安无事，但在翻越满掌山时，下起了大雪，也是这场暴雪，让老李和老黄都迷失了方向，无意中拐向一条狭长的山谷。他俩商量后决定，那就将错就错，到前面30公里的洼尔赛往北拐，再走40公里便可进入玛可河谷地，那里离班玛县政府所在地赛来塘就近在咫尺了。
那天是10月16日，众人走到两面是高耸的岩壁，中间是条隘道通口时，突然被山坡上端着双叉猎枪的人截住，有个人用藏语高声说了一阵后，老李也用藏语回话，口气像在讨论什么，然后老李对大家说：“不知是马蒋匪帮还是土匪，他们不说自己的身份，只要我们缴了枪支弹药，就让我们安全过隘道，否则就朝我们开枪。”
老李踌躇了一会儿，最后一挥手对众人说：“老黄你先假装投降，扔下手中的枪和子弹后，敌人势必会放松警惕，我持枪注视着他们，你们仨趁机在前面快速通过隘道，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千万不要往后看和停留，老黄跟随在你们身后，如果敌人有动作，我就开枪掩护你们，如果敌人不动手，等你们安全通过隘道，我佯装最后一个缴枪，再见机行事。”老黄说：“这样你很危险呀。”“逃生是最要紧的，这是眼前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按照老李的办法，大家成功逃脱，但却始终没见老李回来，不知道他的生死，老黄也是躁动不安，凌晨就令大家骑马出发，“我得负责把你们安全送到班玛。”当终于看到班玛县城的轮廓时，大家竟莫名其妙地号啕大哭起来，是啥心情？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当时只能用哭来表达那种感受。到班玛县三个月后，吴邦玺去县委给冯书记送一份机要文件，突然看到老李也在那儿。他说，那天他见大家穿过山隘通道后，先是把子弹撒出一把，分散他們的注意力，然后突然举枪朝山上扫射了一梭子弹，把他们都压了下去，同时猛磕马背飞速朝身后跑去，等他们反应过来朝他开枪时，他已跑了老远，一口气跑了几十公里才躲过这场意外。虽然丢掉一把枪和几十发子弹，却保住了五个人的生命安全，很值得。
选自《良友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