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红
疫情离北京仅200公里
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省（旧省名，辖境包括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延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东部）暴发了鼠疫！
1949年7月中旬，察哈尔盟（旧盟名，盟府在今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的一个村，先后有4个人突然得病，症状为高烧，打寒战，淋巴肿胀、剧痛，其中1人症状较轻，另外3人却全身出血，昏迷，于20日死亡。后来调查疾病源头，方知上述4人感染的是腺鼠疫。当时，牧民不知是什么病，没有上报。到10月初，竟然一天之中就死了6人。并且，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接下来的调查发现，此时的疫情已经升级了，从腺鼠疫变成了更为凶险的肺鼠疫，并且疫情传到了省会张家口。
张家口离首都北京不过200公里，对鼠疫的传播来说。这点距离不过就是咫尺之间。
1949年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一、严密封锁交通。由聂荣臻负责，调动部队并动员各地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
二、加强疫区的防疫力量，紧急调动医疗、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
三、紧急下拨防疫经费。
四、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反对迷信活动。
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的现实，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疫苗、血清等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
同时，在东北完成任务后已在回国火车上的苏联医疗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换车掉头，赶往察哈尔。
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强有力领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很快就有1186名防疫人员赶到了疫区，展开工作，充分显示出新生政权的言出必行、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旧中国临事推诿、以邻为壑的腐朽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一个多月扑灭鼠疫创造奇迹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
疫苗在哪里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心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当面对北京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汤飞凡对贺诚说，他手中有从国际上得到的两个鼠疫无毒菌株，第一个是“欧藤”（Otten，来自印度），第二个是“E.V”。两相比较，“E.V”是当时国际上认为最安全的疫苗，所以决定采用“E.V”实验生产无毒疫苗，得到贺诚首肯。
实验的第一步是给小白鼠注射“E.V”活疫苗。这一步没有什么危险，最危险的是实验的第二步，即在已经注射了活疫苗的小白鼠身上注射强毒鼠疫菌，然后安静地等待小白鼠的反应，一天一天地抽血化验，如果整个潜伏期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就能证明活疫苗确实具有免疫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但是，汤飞凡每天都是笑容满面地走出实验室。
实验完成了，证明“E.V”无毒菌苗对鼠疫杆菌有很好的免疫作用，于是开始批量生产。到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
有句老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防疫工作来说就是手中有疫苗，心中就不慌了。随着苏联疫苗和东北疫苗的及时运到以及天坛疫苗的超额生产，察哈尔疫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民都享受到了注射疫苗的福利。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被彻底扑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取得圆满胜利。从接到察哈尔省的疫情报告到宣布彻底扑灭，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六大生研所”格局的形成
察哈尔鼠疫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被扑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防疫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察哈尔的鼠疫只不过是众多传染病的冰山一角。
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肆行无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甚烈。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报告说，当时，“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传染病如此之多，流行范围又如此之广，而当时的医疗条件又非常之差，差到很多县连一所公立医院都没有。人民看病，全靠民间医生。要战胜传染病，当然要加强医院的建设，但光靠收治，即使有再多的医院，也是被动的。要打主动仗，唯一的办法是加强预防。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全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六个大区各建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专事研制疫苗等防疫用品，形成了“六大生研所”的格局，同時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均建立了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自此，我国便有了完整的疾病预防体系。
“六大所”中，北京所的前身就是天坛防疫处，卫生部赋予它的任务是“以研究为主”。事实上北京所是六大所的龙头，担负着人才培训，起草条例、规程的重任;长春所以东北卫生技术厂为基础组建，是东北地区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研究中心;兰州所则是从头做起、白手起家，从1953年开建，一直到1957年才建成;成都所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也是一个调集全国优势力量建成的新所。1957年，成都所首先投入卡介苗生产;上海所成立之初只有不到3000平方米的厂房，后搬迁到延安西路（原美国海军的哥伦比亚俱乐部）才有所改善。由于上海私营企业众多，经过整合，上海所逐步壮大，形成了一个人才仓库，光是一、二级教授就有十来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调到兄弟所作为技术骨干，为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做出了贡献。
武汉所：建成“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筹建的。因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生物制品机构，所以没有历史遗产可以继承。找谁来筹建呢？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从上海找到了杨永年教授。他是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著名专家和奠基人之一，有留日、留美的经历，曾担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率队带着药品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
武汉市提供了好几个地方供杨永年选择，他转了一圈下来，最后选择了武昌沿江大道的一块地方。他觉得这里紧靠长江，从水路运输比较方便，另外与繁华市区有一段距离，可减少污染。武汉所于1950年动工兴建，次年6月主体工程竣工。这是一个综合配套的建筑群，建筑面积9025平方米，生物一楼、生物二楼、生产辅助楼和行政楼用天桥相连，浑然一体。一块块保温隔热的双层钢化玻璃占据墙面，室内宽敞明亮，地面是带花纹的白色水磨石，还安装了电梯。大小工作间、冷库、超净台、无菌室安排得科学合理。竣工时，著名微生物学家林仲杨和陶三明专程从上海赶来参观，惊叹地说：“只有在欧洲才能看到这样的生物大楼。”来武汉参加援建的苏联建筑专家称它是“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的基建经费国家拨款才170万元，杨永年凭什么像变魔术一样，变出这栋楼？这是因为他以前工作期间，认识了很多洋行的人。武汉解放后，在汉口江汉路的很多洋行怕被“共产”，便匆忙处理剩余货物。杨永年趁机低价购买优质建材，包括意大利的瓷砖，德国的水龙头，英格兰的门锁，法兰西的灯具，印度的红木等。研究所建得这么“豪华”，可170万元预算只用了70万元，剩下的钱购置了进口的显微镜、离心机、冰箱、干烤箱等设备，基建完成即可展开工作。
原武汉所所长、研究员周坚对杨永年深怀崇敬和感激之情，他说：“杨永年把先进理念引进来，造出来当时号称是‘东亚第一的科研大楼。这个楼建筑结构非常好，到现在所有的墙、门、窗都不变形。当时整个楼的通风、空调都是中央空调，在20世纪50年代来说是很先进的。在这里，冬天可以穿单衣、穿无菌衣进无菌室操作。”
除此之外，楊永年还从上海、江西招来了30多人。这些人成为武汉所的骨干，如江先觉成为全国知名的疫苗专家，是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的主要研制者之一。
自此，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建立一一完成，这标志着新中国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上有了“国家队”、主力军。
选自《中国疫苗百年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