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建立公理战胜坊，专门给魏斯炅、赛金花发了请帖出席落成典礼，也许是因为这个牌坊和赛金花有渊源。当年八国联军发兵的主要借口是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射杀，德国以此要挟，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尤其公使夫人一心报仇，态度强硬。据说李鸿章谈判久攻不下，遂请赛金花做说客，女人劝慰女人，终于使公使夫人答应用中国的传统办法赔礼道歉——在东单克林德遇刺处建牌坊。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即清廷派醇亲王载津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并在中国“竖立铭志之碑。
赛金花历来自称游说过克林德夫人，但强调是她自告奋勇，李鸿章请她出山的事是没有的。不过人们更愿意相信腐朽的清王朝和李鸿章无能，关键时刻恳求侠妓力挽狂澜，成就佳话。无论京剧、地方戏还是时髦的“文明戏”，都拿赛金花做过女主人公，赛金花也看过这些戏，接受采访时总要指出这些戏的不合史实之处：一是对她和瓦德西的情事“描写太过”；二是夸大她在庚子国难中的作用，“虽十分夸奖我，但于我之良心上，诚为不安”。
名人争相捐助救国“侠妓”
1933年，赛金花写呈文叙述庚子年救过人，请求政府免除她的房租大洋8角。以社会新闻著称的《实报》记者敏锐捕捉，报道了赛金花交不起房租的事，一时成为热点，各报争相采访。
在舆论的烘托下，赛金花又成了交际场上的红人，一些聚会、雅集上，主人常以请到赛金花列席为荣，而参加者也乐于前往，一睹传说中的名妓真容。她应广大听众需求，一遍遍叙述她在庚子事变中的经历。讲得多了，难免添油加醋，前后矛盾，因此有人认为，赛金花不过是个骗钱的老妓女，说话皆不可信。对赛金花传奇最具颠覆意义的说法来自戏曲理论家齐如山，他早年与赛金花交往较多，自称“知道她的底细”。当年，齐如山听说刘半农在为赛金花作传，特意跟刘半农畅谈一次，说庚子年赛金花“不过是一个老鸨子的身份，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一个人……”据说刘半农听后确实有些震动。赛氏去世后多年，齐如山写文章说，赛金花德语稀松得很，他见到赛氏身边出没的德国军官都是中少尉，连上尉都没有，更遑论瓦德西。
大多数宾客还是愿意同情她，纷纷解囊，缓解她的生活困难。吴佩孚、胡适、梅兰芳派人送过钱物，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苦禅等画家为她组织过义卖。名人接济她并不只是出于对迟暮美人的怜悯。当时正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不久，举国上下弥漫着救亡图存的气氛，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颇受舆论抨击，而赛金花替清廷阻止八国联军暴行的传奇，刚好对现政府构成绝妙反讽。推崇救助赛金花，成了一种政治姿态。张学良曾携赵四小姐去居仁里看望赛金花，说她是一美遮百丑，“荣华富贵如浮云，转瞬即逝，唯有爱国壮举永垂青史。”
夏衍话剧《赛金花》幕后
1935年，白色恐怖正盛，左翼剧作家夏衍在上海白俄公寓里躲了三个月。避难期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赛金花》，借古讽今，抨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