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梅阳县出了个白字状元郎，坊间一时传为奇谈。白字状元郎名叫孙元昌，字维奇，小小年纪便智力过人，名震宇内。所以，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不把旁人放在眼里。
这一年，本邑造了一座文昌楼，本县的王县令请他题匾，可没想到，揭牌的那一天，原本的“文昌楼”，却被他题成了自己的名字——“元昌楼”！这让王县令尴尬万分。
王县令和孙元昌的父亲是同窗学友，关系甚笃。当年，他与孙父一同上京赶考，遇到强人剪径。孙父为了救他，拼死搏杀，死于途中。为报答孙父的救命之恩，王县令决定提携孙元昌一把，可眼看他这般张狂，不禁有些担忧。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敲。此事以后，王县令便万分郑重地将一方祖传的澄泥砚送给了孙元昌。
孙元昌十分高兴，细看那砚，果然是好东西：石质细嫩，抚之如玉，研之如琼露。砚池有明月，月边有泪眼，眼边有几片荷叶、荷花相互映衬，花上落有一只蜻蜓，作翘尾欲飞之状，刻工细腻，栩栩如生，特别抢眼。砚边刻有“君子之道，谨言慎行”八字草书。
孙元昌虽然年轻，却知王县令送砚的良苦用心，自此心性便收敛了许多。
这天，他正研墨习文，梁上突然落下一只蜘蛛，把他吓了一大跳。原来，那只蜘蛛竟把砚上的蜻蜓当作了活物，从梁上俯冲下来进行捕食……孙元昌越发觉得此砚珍奇。
几年研习，诗文大进，终于到了进京大比之时，孙元昌别过王县令，便前往京都赶考。这天天擦黑时，他正巧路过一座山庄，便上前敲门借宿。家主见孙元昌气宇轩昂，谈吐不俗，料其将来可为有用之才，便将之留宿，并让一位颇有风范的老者出面陪同。
用餐时，孙元昌见府中厅堂上有一副对子，上面写的是：家事每同国事办，小臣更比大臣劳。孙元昌见了，不禁又犯了卖弄的毛病，忍不住向那老者说道：“我一看这副联子，就知道老先生定是诗书之家，簪缨之族……”
老先生微笑了一下：“你果然很有眼力，不瞒你说，此处正是当朝文华殿大学士许三礼的老家府第。许大学士虽然在京，却有嘱告，凡是上京考生，过此求宿一律接待。我就是他的家庭塾师！”
这下孙元昌更得意了，他想了想，说：“我想将堂上的这个对子修改一下，为‘国事每同家事办，大臣当比小臣劳’，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
本来还很高兴的老塾师心下颇感不悦，冷笑道：“你这一改，难道还有什么讲究吗？”
孙元昌朗朗一笑：“当然很有讲究，只有将国事当作家事来办，才能尽心；如果将家事当作国事来办，那岂不是自比君王？人家说你包藏祸心，量你也无话可说。那个下联嘛，许大学士是国家重臣，为国为民应当多吃辛劳，只有这样才会不负君王重望，如果不改，就有居功自傲，贪图安逸之嫌了。”
尽管说得有理，但一介书生，敢在许大学士家庭塾师面前卖弄，显然是找死。可那塾师涵养不错，将不悦藏进心里，只是点头微笑，连说改得好！这让孙元昌益发不知天高地厚。
入夜，孙元昌要借烛温书，家庭塾师正想借机刁难他，便把孙元昌安排在藏书楼上，以书楼不便燃烛为由，也不给他烛火，只给了他一把线香，以作照明之用。
第二天清早，老塾师起来便去问孙元昌：“先生昨夜看书辛劳，可看了哪些书目？”
孙元昌笑答：“虽无烛火，但燃香作烛，已遍览所藏。”
出此狂言，塾师大惊。既而便从书堆中抽出一本极难的枚乘《七发》，而孙元昌竟倒背如流。又抽出先夏时期的《三坟》、《五典》，任挑其中一篇，孙元昌更是一字不挡，而这些古书都在必考的经书之外，这让塾师大为惊骇。
临行前，许家赠送给孙元昌十两盘缠，并送他一把线香，老塾师一再叮嘱，大比时点燃此香，一为驱邪避秽，二可思如泉涌，定可助他高中。
孙元昌哪里知道，这线香并不是昨夜所燃之香，而是许家夜晚作防盗护家之用，多掺有迷幻之剂的特制香。他更不知道，他前脚刚走，后脚那位老塾师就派人给许三礼送了一封家书，书上尽述孙元昌恃才狂傲，信口改联之事，并将此人的文采才华极力渲染，说此人若能得中，只怕将来的文华殿大学士就会是他的了，而如此狂生，恐对国家不利。
老塾师这样一说，倒把许大学士说出一身冷汗。他细想家中那一副对联，果真是有些经不起推敲，便回信告知老塾师，就按孙元昌改定的意思重新书写悬挂，以免将来招来祸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