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工人的故事。
1995年，埃里克·萨拉格扎(Eric Saragoza)进入苹果公司位于加州Elk Grove的制造工厂工作，和他一起在这里工作的是另外1500名工人。这1500人一起控制这机器人手臂，组装彩色的iMac主机。
萨拉格扎很快坐到了诊断工程师的位子，年薪涨到5万美元，他并不担心未来的前途。他的老板解释过自己应该如何与国外工厂竞争：不包括原材料，在Elk Grove建造一台1500美元的电脑要22美。元；而新加坡只要6美元，台湾只要4.85美元。“工资并非唯一的不同之处，库存成本、员工花多少时间完成任务，这些更关键。”
5年以后，萨拉格扎被告知，他应该每天工作12小时，周六也要工作。“可我有家庭，我想看孩子玩足球。”他还有拒绝的余地，他有大学学历。
更多的变化随着苹果的转型而来。苹果是面向未来，随着设计中心的高度集中化，本土的制造组装似乎不再重要。Elk Grove的一些诊断工程师派往新加坡，而看管工厂库存的中层管理者被裁，因为只要少数的人配上互联网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2002年，萨拉格扎被下放到小办公室，然后就被解雇。这时，苹果已经将Elk Grove工厂变成了AppleCare呼叫中心，新员工每小时12美元。2012年，萨拉格扎在一家电子代理企业工作，工作是检查在产品送还给用户前返修的iPhone和iPad，每小时1O美元。没有福利，要擦洗成千上万块玻璃显示屏。
另一名工人名叫赖晓东(音)，2012年1月，他的名字以一种陌生的拼写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里。记者写道：这里24小时轮班，工厂内灯火通明。不论何时，里面都有数千名工人站在流水线前。有些工人双腿浮肿，走路也摇摇晃晃。
赖晓东的工资单显示，他入职后不久就开始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赖晓东的大学学历使他一天能赚22美元——当然这里面包括了4个小时的加班工资。每天工作结束，赖晓东能回到自己的小房间，一个容得下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的房间，惟一能做的娱乐就是玩“斗地主”。
入职几个月后，赖晓东就成了维护iPad外壳抛光机器的负责人。2011年5月，iPad2上市，工人们被告知他们每天要抛光上千件外壳。这个工厂已经发狂了，铝尘四处弥漫。
这天赖晓东上班两小时以后，整栋厂房开始像发生地震般摇晃，爆炸发生了。两天后，赖晓东伤重不治，他的家属获得了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工厂富士康集团送来的15万美元抚恤金——这仅相当于萨拉格扎15年前的3年薪水。
《纽约时报》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报道：“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远非中国工人的工作境况。”报道刊登之时，正好是中国农历新年，离iPad3上市还有2个月。
这也是苹果经济(iEconomy)的故事。上一财年，苹果的营收达1080亿美元，比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的预算总和还多。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其CEO库克推动的全球供应链转移。
2011年以前，苹果公司仍然坚持称自己的产品是纯粹的美国的产品。到2011年，苹果销售7000万台iPhone、3000万台iPad，5900万台其它产品，已经全部在海外生产。
连奥巴马也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这些工作不能回美国做?
答案很简单，对于苹果高管来说，要监管和引导20万名组装线员工生产iPhone，需要大约8700名产业工程师。在美国要花9个月才能找到如此多的工程师，在中国只要15天。熟练的产业工人也一样。而且价钱更便宜。
实际上，由于劳工在技术性制造中只占很少一部分成本，如果以美国工资来算，每台iPhone费用只会增加65美元，相比每台iPhone的数百美元利润并不算多。归根结底，苹果的供应链战略，最终仍然是苹果自身追求最大利益的结果。
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苹果的iEoonomy正在遭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舆论攻击。，民主党人攻击苹果供应商漠视劳工权益，苹果产品的粉丝们则要求苹果公司承担起“本应符合自己道德品味的责任”。
然而，要在美国制造iPhone需要的不只是聘用美国工人，它还要求整个美国甚至全球的转变，包括中国。麾下集合120万中国工人的富士康集团，仅仅是苹果iPad赚钱机器上很小的一部分。它能从一部售价700美元的iPad3上瓜分的价值仅有8美元。它的成功依赖于苹果的订单，却无法在苹果供应链中占领价值最高的上端产业和下游品牌。
这是个悖论，要取得苹果的订单，必须要维持120万人的人力成本；而要进一步提升价值空间，却不能从两端获得回馈，反而要遭受来自两端成本的挤压。以人力为核心资本的代工业，开源节流的可能也仅有那么一种。
归根结底，被愤怒的舆论包围的美国苹果，核心问题还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