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高：(生卒年待考)，齐国人。著名战国时期齐国学者。
相传，他是子夏(春秋时期晋国人，孔子弟子)的弟子。他承继发扬孔子的儒学，为卜子夏高徒，他讲学有《春秋传》一书，也叫《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专门阐释春秋，最初只有口头流传。
《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伟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左氏传》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说，它属于今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是专门解释公元前722～前481年的释史，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据旧时经学家的一般观点，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故得名。公羊学派从战国至西汉初的传授系统，据唐代徐彦在《公羊传疏》中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从这则材料来看可知两点：
其一，公羊学派自孔子弟子子夏传统后开始形成的，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都(生)。
其二，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
对这一传统的说法，近人崔适表示怀疑，他在《春秋复始》中指出：“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崔适的怀疑是颇有见地的。根据《公羊传》的内容来看，其中明文有引“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鲁子”、“高子”等六人遗说，可证明“公羊学”的早期传授决非限于公羊氏家族内部。一般说来，古代的经传，不是积累而成，就是经过后人的增删，“公羊学”同样不能例外。
西汉景帝时期，立治《春秋》“公羊学”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学派，而传授系统就是胡毋生和董种舒两条线索，其中胡毋生的传授系统更清晰一些。
在“石渠阁会议”以前，《春秋》学专指“公羊学”。汉宣帝始立《榖梁》博士，“榖梁学”得与“公羊学”并立为官学，“《公羊》善于谶，《榖梁》善于经。”
西汉晚期，谶纬之学风行，《公羊》学受到高度重视，东汉光武帝置今文十四博士时，把《榖梁》博士取消了。然而，东汉一代，古文学兴盛起来，学习《左氏春秋》成了热点。“公羊学”而临着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不断地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同时，公羊学派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贵文章，不重义理，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是以讲诵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这些“俗儒”研习《公羊》，“授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东汉末年，“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的呼声甚嚣尘上。这时，公羊学派中出现了何休这个大师。何休，是汉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后最大的《公羊》学者。他“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曾为太傅陈蕃召用，参与政事，后受到党锢事件的牵连，废官而居，他决心继承没初以业“公羊学”的事业，花了十七年心血，撰成《春秋公羊解诂》，“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绳墨焉”。
《公羊解诂》是两汉“公羊学”的集大成著作，它博采众家精华。何休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条例”，他还钻研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参见《东塾读书记》)。此外，还兼取《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以及东汉今文学博士李育和博士羊弼的学说。何休在总汇前辈《公羊》学基础上，进一步“自设条例”。所谓“条例”，就是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疏通，并提了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
综观何休的《公羊解诂》，“条例”大约有三类：一是承袭先师的版权务例，二是串解疏通经文后提出的条例，三是何休自设的条例。通过这些“条例”，使《公羊传》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反映了何休企图重振“公羊学”的努力。
《春秋公羊解诂》一直流传至今，完整地保留于《十三经注疏》中。为了反击古文经学家的攻击，何休还撰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三书，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应当“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所谓“膏肓”、“废疾”，则喻《左氏传》和《榖梁传》之疾不可为也。
汉朝之后，公羊学派没有大的发展。唐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徐彦，为何休的《公羊解诂》作了疏义。
公羊学派的重振要到清朝中后期，十八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公羊学”的重新崛起。
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探究何休所谓《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议论时政，对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
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魏的传统，其中的精锐者更成为新思潮的弄潮儿，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公羊寿：公羊高之玄孙；齐国人。
公羊学派的要义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
《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
《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