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莱妲，这件事看起来有些说不通啊。如果只是给钱，任何人都能去做。听起来你的客户似乎想要找一个替死鬼——一个不知情的中间人。”
“你有你的道理，托比，不过我也有我的理由，明白吗？你和那个比利时柔术演员上床的时候，我也没见你因良心不安而备受煎熬啊。”
这种争吵我真不想再听到。“那之后呢？”
“什么之后？我已经说明白了——”
“你刚才说‘首先，我们资助加法尔·布鲁姆。’好吧，我们先资助他，接下来呢？”
“等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好吧，随意。
我们就每日费用达成共识之后，莱妲给了我一些背景文件。回家的路上，我读完这些资料，然后换上旧日的吉普赛服装——我从未将它们扔掉，尽管莱妲曾多次求我这么做——搭乘运输电梯直奔最底层的那一站：救济镇。它处于海平面上，是这个世界最底层的标志。
一个建筑机器人从祖父的窗前呼啸而过，奔向附近的一个蜂房。它发出的噪声一时淹没了我们的对话。当那个机器嗡嗡路过的时候，我看了它一眼。那是一个芥末黄色的机器，一点人形都没有．它甚至连衣服都没有穿。
不过它真的很吵。它宽阔的肩上扛着一袋水泥，约有四分之一吨重。它奔向蜂房的一个育婴室，笨重的脚步带动着尘土四处飞扬。这间育婴室的形状犹如一个巨大炮壳，约有二十层楼高。在这里，依照企业专家系统所发出的指令，各种门类的机器人相继产生。企业专家系统在这片神秘的领域里来回游荡，像是一个心怀善念的鬼魂。
祖父对这些吵闹的机器人以及它们的工厂毫无好感，“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一旦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他立即说道，“人类为了其他的人类建造东西，他们做事的方式体面、庄严且彬彬有礼，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听听这些该死的噪音！”
我对祖父的这番话置若罔闻。他说的都是实情，但是我可不想继续听下去，他接下来必然要发出那番悲叹：诸如在那个年代，人们必须为了生存而工作等等。这话讲的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上没人工作一样！不过的确，自从人类数目剧减以及合理化制度的形成以后，人们再也不必为了生计而工作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在做事情的。
我清了清嗓子，说道：“正如我刚才所说——”
“哦，对，继续你刚才说的事情。加法尔·布鲁姆，你找到这个人了吗？”
“最后还是找到了。”
“你刚才说，他是个艺术家？”
“是。”
“那么他是以什么来进行艺术创作的？”
“死亡。”我说道。
事实上，找到加法尔·布鲁姆是件颇费周折的事情。
自然，救济镇的居民（用祖父的话来说）是“不工作”的，他们依赖国家的救济度日。由于整体人口在不断减少，法律规定，按照全球最低标准给所有人发放救济，包括粮食、水、庇护所以及个人可支配的收入。
绝大多数国家采纳了类似的举措。不过其中一些国家是借助世界银行的贷款才购买了他们自己的企业专家系统，此刻他们还在为欠下的债务而努力。
回到祖父的那个年代，经济学家总是不断呼吁，国家无法负担全国性救济。如果每个人都依赖救济过活，没人工作了怎么办？而如今，当经济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那些反对的呼声则显得微不足道。如果无人工作，那么奢侈品的产量将会减少；我们的企业专家系统将会发现这种需求的转变，并且进行下行调节，控制工厂生产，以寻求新的平衡。一些机器人和生产工厂将会自行重塑或者回收，再者，系统可以从全国资金中抽取部分作为补偿。这种上行或者下行的调整，系统每天都会进行。
当然，“无人工作”这种说法是片面的，这只是企业专家系统或者说是机器人驱动经济下的一种理念。机器人工作，人类选择是否工作。经济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它成为一种工具，一种终极工具——就好像是自击式打火石一样，如果系统需要车轮，它会成为车轮，并制造出更多车轮；当车轮的数目够了，它又会将自己变成其他系统需要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像我这种人(大约占剧减后人口的75%)还要努力追求更多的收入呢？因为这种经济制度就如同寡头政治，而非民主政治；相比靠救济过活的吉普赛人，有钱人能够买到更多的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会渴望拥有东西呢？出于人类的本性吧，我猜想。祖父还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试图说服我给他买一些古董和啤酒，尽管他已经过世，无法享用这些东西。
正如我所说，绝大多数依靠救济度日的吉普赛人居住在救济镇。我曾经把自己也归为他们中的一员。有些人的确很懒散，但是大部分人并非如此；他们如同其他人那般努力“工作”，不过他们的工作无法换取金钱。（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出售的产品，或者他们不知道如何推销自己，又或者他们对此不以为意，懒得沾染生意。）
他们的工作表面上微不足道，其实颇具潜在的利用价值。很多文化运动都发生于救济镇（每一个居住城市都会有一个救济镇，或取名救济镇，或取名其他）。这就是为什么总会有一些像“莱妲·乔希”一样的信息搜集公司光顾这些地区。他们通过采集信息，探寻某些新生趋势以及一些出乎预料的新奇事物。在救济镇，若是懂得如何挖掘信息，你可能会获取一份回报丰厚的专利权，或者一份高利润的共享版权。
然而，搜寻加法尔·布鲁姆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即使以救济镇的标准来衡量，他都显得过于避世。我的旧日好友中没有一个认识他的。于是我把话放出去，然后自己待在一些可能的接头点，等人主动上门。接头点大多是一些咖啡厅和交谈吧——例如“海滨小屋”、名声狼藉的“寻欢之地”，还有一些在填充海岸边上的无名小旅馆。即使这样，我也是在多日之后，才遇到一位自称可能跟加法尔·布鲁姆认识的人。
这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大步走到我在寻欢之地的桌前，说道：“听说你对加法尔·布鲁姆有兴趣，不过你看起来并不猥琐，也不像是虐待狂。”
“先坐下来喝一杯吧，”我说，“然后您可以详细描述一下我是个怎样的人。”
她坐了下来。她身着破旧的吉普赛服装，上面印有商店的标签。这是一家位于码头附近的商店，由回收者机器人运营。她的脸颊和前额布满纹身，上面刻着希腊字母“Q”。对此我假装很欣赏。其实这纹身令她的面部看起来如同被辕马踢了一般。我问她是否认识加法尔·布鲁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