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部落最后流落到了云南地区。他们的根据是,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宗祠里,还发现了一块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牌匾。据“本人”介绍,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最近,社科院的刘凤翥教授称利用DNA技术揭开了这千古之谜。他率领的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但是这项测验的最大的难题是要证明实验所获得并进行分析的是古代契丹的DNA的确是古DNA,而不是污染物。因为古生物遗存中的有机物经长期降解已保存无几。实验只能在有限的DNA中复制扩增并排除污染。虽然这次分子考古的实验每一步都进行了阴阳性对比,可还是没能严格按照国际上权威的分子考古——尼安德特人的分子考古法来执行实验。
这项测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其实即使最终证明这项测验结果准确无误,也不能过于简单地来看民族源流问题,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经不存在。
契丹人已经成为一个谜淹没在历史之中,对于这些失落的文明,我们好奇着,探索着,猜测着。但是真相往往不是一个壁画,一个古物所能解答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