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考古人员自身的问题外,外行对发掘的干预也常常导致文物受损。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出土了一批商朝青铜器,“矿化得严重,腐蚀得厉害,表层看似硫酸铜,实际是粉状铜锈,保护难度较大,应尽快开始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因此要“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把全部文物运至南昌,文物不运回省城,一切都是空谈”。但是新干县领导希望把这批宝贝留在县里,迟迟不肯同意运往南昌。
这些质量、数量在江南罕见的青铜器,出土几个月后,依旧没能被保护起来,让考古工作者们忧心如焚。江西的考古专家彭适凡只好向时任省长的吴官正求助,向他汇报了新干县青铜器至今没能运回南昌的原因,吴官正表示:“这怎么行呢?应有全局观念嘛!”第二天,吴官正亲自给新干县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并由副省长张逢雨出面,召见了该县县领导,宣布了省政府关于文物全部运回省城,统一修复、珍藏的决定。1990年2月,在严密护卫下,这些青铜器全部运抵江西省博物馆。⑨
1993年,在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汉墓群的6号墓中,出土了一批记有西汉时郡政府文书的简牍,价值巨大。当文物清查结束后,考古队向东海县、温泉镇的领导汇报工作。这时“镇里的一位领导伸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没想到,“就是他这一拿,给我们以后释读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疑难。他取看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为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正按在右上部,轻轻地一带,就把这方木牍最重要、最关键的记有这片案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以至于“今天给这片案簿命名时,有说是吏员总簿,有说是定簿……后来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处理时,再也没有显现出它的庐山真面”。
当考古人员要将这批木牍尽快运走修复时,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支付给村民的开工补偿费没有到位,村里的民工不让他们带走木牍。事情拖了一周才告解决,当考古人员回来时,“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简牍,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泛着金黄、闪出油光的简牍已经完全变黑,而原来清晰可读的墨书,现在已经十分模糊。一堆发黑霉变的简牍已经失去了他生命的活力”。后来用了5年时间,才让木牍恢复原貌。⑩
略言之,在考古发掘中,只有在参与人员具有足够专业性,并掌握相当科技手段的情况下,才能使文物在发掘过程中免于蒙受不必要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