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宣布男童死亡，救护车拉着尸体去火葬场，孩子父亲对此有异议，“非说孩子还有呼吸，要拉到医院抢救”，并且与120司机发生了肢体冲突——对男童家属来说，不相信花了107个小时救出的孩子已死这个事实，其实是相当正常的心理。但是，对很多自媒体而言，男童家属的不理智行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上痛斥农村人的劣根性（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仅可以表达自己的道德优越性，更能打造一篇爆款文章。救援落井男童是我们时代典型的戏剧。男童被医院宣布死亡，并不是这出戏的结局。人们期待着剧情出现反转，在视频或传言中寻找可以发酵的蛛丝马迹。对网络媒体来说，这出戏的结局，不是孩子被救出，也不是孩子被宣布死亡，而是“男童家属成为医闹”，只有这种结局才符合大家的阅读期待。最终，被网络舆论围攻的男童家属，不得不发出一份书面声明，除了一再表示感谢、感恩之外，还特别强调“从未提出任何索赔，也不打算提出任何索赔”。
就这样，你们这些互联网上的大恩人，你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看客，完成了对一个刚刚失去儿子家庭的二次伤害。这个漫长的救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盛大的表演。人们期待107小时后的奇迹，所以，尽管挖出来的孩子是死的，媒体也要渲染汽笛长鸣，渲染家属向班师回朝的汽车下跪谢恩。自从各地小煤窑纷纷关闭后，这种感天动地的救援已经不常见了。
6岁落井男童事件在这场演出中，男童家属只是配角，他们必须按照导演和剧本的要求，来表达悲伤和感恩。最开始，网络媒体抓住家属被警方带走问话这个细节，试图暗示这不是普通的坠井案；接着，媒体开始渲染救援的伟大，家属的感恩，这是符合“主流媒体”和当地政府设想的情节，直到现在，还有媒体去采访曾经参与救援的人，想写出感人的故事；当然，最终的胜利，属于那些医疗自媒体，他们敏锐地把这起悲剧变为灵魂的拷问：男童家属不感恩还医闹，人怎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最终，整个救援成为一种媒体的狂欢。这是一个好题材，报道对象是一个农村家庭，他们是悲惨的，同时也是落后的。人们可以肆意展示他们面庞上的悲伤，解析他们的命运，评判他们教育方式的不足（做父母的，没有尽到监护责任），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家属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能力。如今，面对已化成骨灰的男童和被挖成大坑的田地，“为了传播正能量”，家属还必须配合演出：在短短的书面声明中，家属用了十次“感谢”（感动），只用了两次“悲痛”。遇难家属的书面声明，很明显是当地政府要求下的产物。“最近各平台、媒体充斥着各种非官方猜测消息……为了传播正能量，以正视听，特作以下声明”，这样的语句，出自谁之手？
在我看来，这样的声明特别残忍。它不但强化了一个农村家庭的丧子之痛，也是对遇难家属的人格侮辱。它把一个农村家庭面对媒体暴力所表现出来的弱势内化了：不要乱说话，否则都是错。媒体希望他们保持跪着感恩的姿态，他们发现孩子已死，本能地要求继续抢救，这时，是作为人的生命本能让他们站了起来，不再按照剧本往下走——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捡起了发给自己的台词。这是一个罕见的文本，也是媒体和看客，对一个农村家庭的精神屠杀：他们在失去了家庭的希望之后，再次失去了一个家庭的自尊。6岁落井男童事件遇难男童家属最终落入“医闹”这样一个媒体的套路中，某种程度上是医媒关系的写照。如今，广大医生最提防的就是那些闹事的病人，其次，恨的就是那些煽风点火的“无良记者”。拜社交媒体红利所赐，在今年，我联系上一位高中女同学，当初乖巧的她，如今已是省级人民医院的主力医生。横亘在我们中间的除了十多年光阴，还有职业鸿沟：她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讽刺和批判记者的消息，让我尴尬不已。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么多年医患关系越来越激化，除了体制的痼疾之外，媒体的不专业和不严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媒体勃发的时代，像《京华时报》这样的报纸，已经宣布死亡。越来越多的严肃媒体会步其后尘，人们能读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只言片语和缺乏求证的消息。传统媒体往往会犯的一个错误是，轻易地站到病人一方。这一次似乎有点不同：率先指责遇难男童家属的，是一些医疗自媒体。这些新媒体机构，多半和医院有着良好的合作，把自己的盈利模式预设在开发医疗资源上。“医疗自媒体”是新事物，也是一种怪胎：他们既不像医院那样搞医疗，也不会像真正的媒体一样来操作新闻。他们的从业者，多半是传统媒体中跑医疗口的记者，在过去，往往致力于报道医院的新闻（更多是负面的），如今，摇身一变，以捍卫医生权益为己任了。救援人员带着深深的自我感动和满足离去，来自澎湃新闻的最新报道，男童的遇难，除了让一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伤之外，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对农村废弃机井的危害问题，河北省水利厅、农业厅、住建厅均表示自己管不了，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落井故事。对忙碌的城市人来说，农村是另一个世界，只有出现特别悲哀或震惊的时候，人们才会看上一眼。农村依然沉默，就像那深不见底的枯井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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