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生是最理想主义的人群，也是对社会进步持乐观主义的人群，这在全世界都差不多（除了个别国家中那些精致功利主义者的学生们）。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让许多在学校政治正确氛围中长大的青年学生从一个美好的幻觉世界一下子跌落到一个令他们抑郁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惊慌和错愕之余，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愤怒。但是，愤怒的对象是谁呢？是川普和他的支持者吗？愤怒了又能怎么样呢？像这样的问题，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愤怒者都已经想好了的。不少城市有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当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加投票。加州还有人提出要从美国独立出去，完全是一种鸵鸟政策的逃避主义，看起来很激进，其实根本于事无补。其实，因受挫而抑郁对人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1970年代末，美国心理学家劳伦·阿洛伊（LaurenAlloy）和林·阿伯拉姆森（LynY.Abramson）提出“抑郁现实主义”这一说法，是从“抑郁”与“真实”（现实）的接近程度着眼的。他们认为，抑郁者比非抑郁者能够做出更为现实的推理，“比起非抑郁者（他们经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来，抑郁者在判断自己处理事情的把握时更准确。他们是那些‘吃一堑，长一智’(sadderbutwiser)的人，非抑郁者太容易屈从于自己的错觉，用美好的眼光看自己和环境”。抑郁的现实是与乐观主义偏离现实比较而来的，抑郁的忧思针对的不是乐观主义，而是乐观错觉（optimismillusions）和由此而生的“乐观偏误”（optimismbias）。美国的民主政治现实并不像许多青年学生感觉的那样开明和进步，不同价值的分歧也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来得大而深刻。以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价值共识已经强大到足以超越不同的经济和阶级利益，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年人的理想主义和进步乐观主义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宝贵资产，但也很可能因为其中的错觉或幻觉而成为他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幻灭，并从中重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理念，这是一个必要的成长过程。人们迟早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由于我们认识到以前一些信念和观点的不实或偏误，由于经历了某种幻灭，我们才变得成熟起来，“文革”中过来的许多人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幻灭带来的焦虑和害怕会让人们不愿意再对任何理想或进步可能抱有希望或期待，因而自行选择就范于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川普的当选可能让一些人对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公民参与的理念发生动摇，他们甚至认为，民主不过是一场闹剧或丑剧，不如等待从天而降的专制明君。但是，这显然不是许多对这次大选结果失望的美国人的选择。11月12日，旧金山湾区的美国新闻地方电视台（ABC7）播放了题为《大选后进步团体迎来捐款和志愿者热潮》的报道（ProgressiveGroupsSeeSurgeinDonations,VolunteersFollowingElection），不少当地公益机构都有青年人来参与。儿童艺术中心（ChildrenArtsCenter）有不少志愿者来帮助维修和粉刷墙壁，提供计划生育相关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计划生育”（PlannedParenthood）也有许多学生志愿者来服务，并收到捐款。“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在选举后的第一天就收到近百万美元的捐款，这个网站的访问量增加了700%，有捐款者说，在这个时刻更显出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束了，但美国的民主政治和积极公民参与还在继续。希拉里在败选演讲中鼓励她的支持者继续那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民主政治，她用《圣经》里的话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参与这些公益活动的都曾在竞选中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如果说他们因为自己候选人的失败而受了伤的话，他们自我疗伤并变得更加健康的新历程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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