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洛阳和修大运河是彼此相关连的两件事。大运河把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中国西部,与旧日北朝的高齐与南朝的陈控制的东部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上大多强调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枢纽作用,其实这是按照元朝大运河的走向和作用来理解隋唐运河了。在古代农业文明国度里能有隋唐大运河这样的构思和决策,毫无疑问是十分罕见的,然而又是经济上交通上极其有效的。唐人有诗赞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其实就大运河的作用来讲,隋朝大运河工程的意义决不会在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功绩之下的。“水殿龙舟”的辉煌与奢侈,都不能掩盖大运河的长久价值。营建东都洛阳,政治上便于控制东方形势,军事上兼有防御作用,经济上结合附近的洛口仓、回洛仓,缓解了朝廷的漕运压力,为灾荒年景里朝廷东迁就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隋炀帝营建洛阳,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偏处西部的长安向东边的开封等地转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长时段历史来看,这两大工程对后代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正面效益应该超过长城工程。所以说,隋朝修大运河与营建东都洛阳的历史作用绝对不可低估。这也是隋炀帝心胸远见的卓越表现,此举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