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数据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苏联共接收了238.8万德国战俘以及109.7万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俘。其中有超过一百万的德国战俘在监禁期间死亡。英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认为,"在1945年,当时几乎所有苏联人都认为该是纳粹德国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一百多个战场上,德国战俘们在苏联士兵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怜悯与仁慈。"二战期间,苏联的劳动力几乎全被送上了前线,倒在战场上的更是不计其数。战后,劳动力极度匮乏的苏联将目光转向了战俘。战俘成了苏联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替代者。他们虽然并不等同于劳改犯,但是在待遇上并没多大差别。战俘营通常由一些粗漏的小棚屋搭成,根本无法抵御俄罗斯冬季的刺骨寒风。当然,苏联政府也会不定期遣返战俘,有时数量巨大。但直到1953年还有2万余名德国战俘仍被拘禁于苏联境内,直至斯大林去逝后,这些人才最终被遣送回家。1939年,米兰·劳曼见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以及斯洛伐克作为第三帝国附庸国的成立。当时,劳曼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父亲是一名贫穷的乡村教师,第三帝国的忠实拥护者,终日坚守自己的日尔曼精神,认为所有日尔曼血统的人们都应该争取和享受第三帝国所赋予的各种权利。然而,他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3年,劳曼的父亲收到了一封质询信,质问他的儿子劳曼已经18周岁了,为什么还没有志愿加入纳粹党卫军。信中提到,如果劳曼不参加纳粹党卫军,将无法享受第三帝国的各种权利。在巨大的压力下,年轻的劳曼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加入了纳粹党卫军。接受完基本的军事训练后,劳曼作为战地工程师随部队被派往希腊,随后转战东部前线。当时,苏军节节胜利,德军已是穷途末路。
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劳曼随即被提升为士官,并与其他1000多人一起接受高强度训练。然而,随着苏军攻破波兰波兹南市,德军不得不将这些尚未接受完全训练的新兵匆匆送上前线。可想而知,他们的伤亡率非常高。 到1945年4月18日,劳曼的部队仅剩60人了,他们被围困在了奥得河畔的一片森林里,只得苦苦死守待援。经过数次惨烈的战斗,到当天下午,活下来的只有17人了。绝望之下,军士长召集所有幸存者,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总部求救,而这时他们谁也不知道总部在什么地方。离开部队后,劳曼历经重重艰险,终于蹒跚着走出了那片森林。不久他便遇到了一群士兵,起初还以为是匈牙利军队的先遣队,没想到竟是苏联红军。这群苏军士兵抢走了劳曼身上所有的香烟,不过令他感到意外而又惊喜的是,他们竟然还给他留了几支。劳曼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逃过这一关。他们若真想杀掉我,肯定不用这么麻烦,竟然还会分给我香烟抽。"短暂的休息很快被林中的枪声打断了。一名苏联军士长命令劳曼起立并向林中射击者喊话劝降。劳曼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要么接受命令,站起来被林中子弹击中;要么抗拒命令,被苏联士兵枪杀。显然,后一种选择更危险。经过短暂的权衡,劳曼跳起来向林中喊话,但回应他的只有密集的炮火。幸运的是,只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苏联人将劳曼简单包扎后便送往附近的战地救护站。当晚,劳曼与其他战俘一起睡在了一个肮脏的羊圈里。劳曼说,"我遇到的都是温和的苏联士兵。能落入他们之手,我感到很幸运。"然而,这种幸运感并没有持续多久。
次日早晨,劳曼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一名苏军士兵在春天和煦的阳光里,正与一只金黄色小鸭子快乐地嬉闹着。然而,当集合号响起时,那名士兵竟将小鸭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并用靴子后跟将其活活踩死。对于劳曼来说,这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瞬间。"我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一幕的主角竟然真的是一名俘获我的苏军士兵。我真的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从最初的震惊变成了警醒,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地与这些人相处。我决定从那天起,要尽量顺从他们,避免遭受那只金黄色小鸭子的悲惨命运。"劳曼被送往波兰瑞波仁市一家医院治疗。这家医院负责120名囚犯的管理与治疗。"我们所有人都是伤病员。在这里,我们的伤病也在一天天地不断好转。"医院的护士经常像命令士兵一样,要求战俘们干各种差事,比如协助将重伤员推进手术室,清洁地面,焚化尸体等其他重活、累活。劳曼意识到,这家医院对他来说更安全,说不定还是他能活下去的机会。于是,劳曼有意识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并成为一名俄语翻译。"我不会放弃任何与俄罗斯人谈话的机会,我一直在努力学习。"然而,其他一些战俘却并不愿意配合。一天傍晚,一名德国军官和他的士兵拒绝打扫医院卫生。他们声称,这种在晚饭后还强迫战俘劳动的行为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劳曼与一些顺从的战俘开始打扫卫生,而那些反抗的战俘,包括那名德国军官随即被扫地出门,送往劳改营。有意思的是,这次事件也变相地改善了医院对战俘的待遇。"医院的犯人数量也因此减到了30多人。犯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平静了。我们的食物也更充足了,质量也有所改观;床铺被褥也足够温暖、舒适了;有时我们甚至还可以看一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