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等人就以“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他们这四位“皆异姓臣子”,请求诸王、贝勒共担辅政之责。
顺治帝临终前的这种安排,其实是吸取了宗室辅政的教训,他不想儿子时代也出一个多尔衮。
多尔衮
诸王、贝勒也知道皇权真的不能觊觎,否则多尔衮掘墓鞭尸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宗室贵族们说:“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
异姓大臣辅政,可以杜绝辅佐重臣对皇权的非分之想,这是顺治帝留给儿子的政治遗产。
异姓大臣辅政实际是打破了满洲旧制度,打破了所谓八王议政的传统。史学家孟森先生曾经这样说:“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这种新型的辅政体系更加接近于中原朝廷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