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远,他也很高兴。第二天是星期日,小伟不上班,我打了个电话给他。
从电话里听见小伟家里很吵,好像是在收拾房间。小伟问我是谁。
我说：“哎呀,这么早俩人儿都起来了?我是小哲。”
“什么都起来了…?”小伟没弄清我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想说“春笑苦短,还不多睡会儿”,但是又不敢说,因为我不太敢和小伟开玩笑,于是只好直奔主题：“我昨天看见你和萍姐了,还不承认。到底怎么会事?”
“能怎么会事?就是那么回事呗。”小伟在电话那头笑了。
“总之你得对嫂子好点儿。”我说。
小伟在电话里告诉我,由于小伟的父亲是工伤去世的,小伟的姐姐又是军属,所以小伟他们单位照顾他们家,给调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现在正准备装修和搬家呢,萍姐正在帮他收拾。小伟业听说我考上重点高中了,要请我吃饭庆祝一下。
我说帮他搬完家再吃,请大伙一起吃,小伟答应了。
那年夏天是全国范围内的“严打”,为期半年。报纸电视上不断报道许多积压多年的凶案告破,许多在严打期间的发生的刑事案件的嫌犯都被以最高量刑判处,甚至连一些公车盗窃、街头斗殴这些应该拘留的小案也都从重判刑。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南城和西郊的战斗几乎停止了。我们已经将近一个多月没有见过六子和大脑袋的人在街上茬架,更别说他们俩本人了。暑假期间本来是历年打架的高峰期,然而今年不同,分属西郊和南城的孩子都在自己一方的势力范围内活动。南城以一条街为界,街南边为南城的范围,北边是西郊的范围,双方尽量互不侵犯。只有我和王大毛他们可以自由穿梭在两个范围之间,因为我们住在建筑大院却经常去南边玩。
整个南城看起来一片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