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赶上腊月二十五的年集，父母赶集买完年货回来，讯问我，我说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了，过年的气氛下父母没多说什么，但听到“婚礼”两个字，母亲明显眼睛一亮，随即暗淡下来，然后说前几天给我打电话，是打算给我安排新的相亲。我应了一声回房间躺下，没有告诉他们凤的事，也没有责备他们之前对凤做过的事，用被子蒙住头狠狠咬着胳膊，好像那样就能咬死过去的自己，也便能改变发生的一切。
下午母亲把我叫出房间，让我陪客人。在市文化局工作的刘叔叔正跟父亲喝酒。我知道刘叔是来走访亲友的，他每年都这样，拉上一车烟酒之类回镇上，家族里各家各户走一圈。别人回送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觉得他发达了也没有忘记镇上的老规矩，值得大家尊敬。
刘叔说：大小伙子在家呆了半年，让父母操心受累，他们不说你，我也替他们说你。上次和你谈话，叫你谈，谈人生规划，现在能回答了吧?
我啥也没说，端了杯酒递给他，然后闷头吃菜。
刘叔说：在家呆久了咋还连话都不会说了?这大过年的，就不说多了，但是过了年咱得走上正轨了吧?我给你在市种子公司找了个活，过完年就去上班吧。
我只是低着头，却感觉到了父亲射过来的眼神，就嘟囔了一句：卖种子?
刘叔说：卖种子怎么了?有的是想干的。照我看，啥也比你在家窝着强。你爸说你还在捣鼓书?上次我不是说了嘛，写书得有足够的生活阅历和各种经验，懂世故人情，了解生活，上次说起时你连市里开了银座都不知道。我们文化局那些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不也得一直学习?从生活中学习，你才能搞出东西。市文联的孙耀宗知道吧?咱们这头一号作家，阅历丰富博学多才，五十岁才出版第一本书，可谓厚积薄发啊!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像你这连婚都没结的也想捣鼓个书……
我很想告诉他：别骂人，我从没想过当作家，你是作家，你全家都是作家。
刘叔越说越来劲：心里是不是不服气?这样吧，别以为叔考虑问题不全面，拿你的稿子来，我找个人给你看看，就权当人家指导你吧!好知道自己的斤两，过了年干工作时好好想想。也不是不支持你这个行为，但你得首先认清自己，同时得做点实事，这半年你挣一分钱了?连科学发展观都要落实到实处，人生也要落实到实处嘛!
父亲见我不动弹，就敲了敲桌子：快去!听不出来好话孬话?
我只好说晚上整理整理，第二天他走时给他。
那晚我想努力写出《二少爷的键》的结尾，却打出来一串又一串省略号。那一切到底有意义吗?在那半年多时间里，我的前两本书用了三个多月，《二少爷的键》居然也用了三个多月。那是怎样的一段时光。我在痛苦和挣扎里写快乐和追求，这居然也能够。那些字句在责难和非议中诞生，在凤的安慰和鼓励中慢慢积累，在结束之前，一个生命却匆匆提前结束。我的脑子开始倒带，从记事时开始回忆，有关凤的言行一页页翻开来，后来我向大脑缴枪了，干脆找出来一张凤的相片放在电脑桌面上，在天亮前完成了那本书的结尾。
我把所有文档放进此前那个破U盘，准备把电脑所有盘都格式化，那台破电脑一直出故障，以后不打算用了。为了保险，我把电子文档备份一份发进了邮箱。
刘叔看着那个U盘说：你这半年时间都放进这个盘里了，这就叫压缩生活，问题是你有没有值得压缩的东西。我找人看看，会尽快给你个结论的，人啊，认清了自己才能踏踏实实做事。
我想了想说：盘别弄丢了，我没别的备份了，春节期间我想把小说放在网上，有的东西要改，快点还我。
刘叔点点头去了。我无奈地笑了笑，不就是想改变我的想法嘛，权威一向有这个义务。
三天后刘叔回镇上，找到我说我那个U盘是坏的，偶尔能打开，但是里面没东西。
怎么可能?那个盘很烂，但还能用。
刘叔说，他回去后就把盘给了文联一个叫孙崇光的副主任，是他女婿的好朋友。孙崇光两天后电话里告诉刘叔，说那盘是坏的。
还好我做了备份，但咋就这么巧一到别人机器上就坏了呢?我接过盘扔在旁边。
刘叔说：你真没有备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