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江湖上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要打听到他的住所是很简单的事，所以道上混的人往往只有一个叫着方便的外号，却没有名字。所以龙哥和豪哥之类的外号不只是为了装酷。
孙崇光很倒霉，作为男人，他可能会怀疑此前在肯德基跟他和小凌见过一面的我，跟小凌有些瓜葛。但是，他绝对想不到我是刘叔的侄子，更想不到我是那个书稿的主人。在这件事上，信息不对等，所以他笔记本未对小凌设防，这说明他还算不上一个精细的男人。
小凌查阅孙崇光电脑的行为有些出乎我的预料，也许跟她谈话时她就是矛盾的，也许是因为我告诉了她凤的事。但是，我不认为她吃亏了，嫁给孙崇光那样的人，是件没意思的事情。
坐在海涛的车里，我下定了主意，不揍他一顿，我也不算个男人，也许我只是需要发泄久积的郁闷情绪，孙崇光只是个发泄的对象。于是跟海涛说了整件事，海涛听了没太大反应，这不奇怪，一个混过的人，怎会对书稿之类的事有兴趣。但书稿引起了恩怨，我和海涛，也就是涛哥，曾经是要好的哥们。
海涛一拍方向盘：干他狗日的!
我说要一起去，海涛拦不住就只好同意。一起去是因为我担心他们做的太过分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海涛打了几个电话，说有了消息就下手。我找了个旅馆住下，心里很平静。
第二天中午就收到海涛的电话，说有消息了，人也找好了，我们在旅馆碰头。
那是几个精壮的小伙子，饭后他们很自在的玩扎金花，收拾个把人，不要命不要胳膊腿，这对他们来说比抽支烟还简单还习以为常。
我跟海涛道歉，说托他下水很不好意思。
他说：这算个鸟事。
那天是腊月二十九，飘着小雪，我跟那三个小伙一起去做那件不算鸟事的事。
孙崇光所住小区附近的小广场并不安静，时不时有鞭炮炸响，昏黄的灯光里夹杂着年底饭桌上的香味，广场上停着两辆摩托车，牌子都被摘下，我就是其中一辆摩托车的驾驶员。选择把车停在那里，是因为那里人比较多。
海涛找来盯梢的人说，孙崇光下午开车出去一直没回家，所以我们只有等。
晚上十点多，小广场上的人慢慢散去，我们已经等了近一个小时，这时电话打进来，说人回来了。我立刻发动摩托，拐上了大路，果然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辆马自达，应该就是孙崇光的车了。
小区没有门卫。我们跟着马自达进了小区，看着马自达停下，孙崇光和另一个男人从车里出来向不远处的一栋楼走去。小区里有几盏路灯，很昏暗，我迅速接近目标，听到孙崇光正骂娘，旁边的人扶着他，显然他们喝过酒。
我们停下车，三个带着头盔的小伙快步走上去，毫无征兆的踹倒孙崇光和那个男人，拖着他们到旁边的大松树下的暗影里开始收拾。对方毫无准备，被拖着的身躯软的像两只去了壳的蜗牛，在进入暗影之前，有昏暗的灯光照在一个人脸上，他被一个小伙搂住脖子，脸朝我的方向，使劲咳嗽，挣扎。他不是孙崇光，但我却一眼认出了他，这个高瘦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正是此前跟高迪在银座开房的男人，那个银座的楼层经理，记得那天我曾很认真的看过他一眼，同样，他也很认真的看我，在我跟他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下了车，戴着头盔，默默地走过去，找了块砖头，扯开一个小伙，瞅准他的头狠狠拍了一下，然后在孙崇光头上砸了两下。被扣住脖子的两个人顿时不挣扎了，软软地躺在地上，见血了。我翻出那个高瘦男人的身份证借着手机灯光看去，那人叫孙崇明，料想是孙崇光的哥哥。一个小伙拉了我一下，然后大家扭头就跑，分别驾着车离开，事情前后不超过一分半钟，包括我砸人后那几个小伙发呆的那几秒钟，也许他们发呆只是因为我本来是监督他们的，怕他们下手太重。我没有让孙崇光承认偷书稿的事，那没必要，同时会暴露自己。
完事后我给海涛打了个电话说年后请他吃饭，就回家了，因为第二天要上坟。
那晚一直到天亮前才睡着。我有些担心把人打坏了，考虑到那里是小区，他们应该很快就叫到人才慢慢放心下来。想给小凌打个电话探听下情况，想了下，那绝对不能够。后来又担心小凌打过来电话兴师问罪，孙崇光被打，小凌是最清楚原因的人，虽然我可以否认。但是小凌的电话始终没来。
第二天中午在坟地里，我点燃了爷爷奶奶坟头的枯草，火细细碎碎地烧起来，噼噼啪啪地响，这时父亲和叔叔们会在坟边摆满祭品和烟酒，照例磕头许下许多愿望。很多年下来，那个坟头前被种下许多愿望，其中有许多条一定跟我有关，它们就像坟上的枯草一样，一岁一枯荣，年年复苏，至今仍未绝灭。其实即使一个人有出息了，别人许下的愿望也不会慢慢减少，愿望跟成就绝非反比例函数，因为欲壑难填。
在坟前的火光中，我跪下去磕头，在石阶上点了几根烟，只有我知道那是我给凤点的。
上完坟后的下午，我在公寓楼前看到一辆车，车旁边站着一个村委会的干部，我的心顿时紧了一下，等弟弟和父亲上了楼，我朝着那个干部走过去，他也向我走来。我一下子明白了。
车里有两个警察，估计是城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