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说他也不想在年三十闹的风言风语，所以没让警察露面，还建议他们别开警车，他们同意了。
村干部把我推上车，我不敢嚷嚷，怕引起路过的人的怀疑。坐在里面，我还是很疑惑，孙崇光兄弟怎就能知道那是我做的，同时我开始担心他们有没有被砸出大毛病。
我坐在两个警察中间，腕子上没有手铐。他们没收了我的电话，在那之前我打电话告诉父亲，说晚上同学找我喝酒。
父亲很生气，要求我准时回家吃年夜饭，我说争取。
交出电话，我质问村干部。
一个警察笑了笑，说我这样的他见多了。于是我不再说话。
我的目的地是城里一个派出所，离孙崇光他们小区比较近，派出所院子里有积雪，没有被打扫过。村干部摇了摇头走了，我大声对他说我啥事没有，别告诉我父母，然后被两个警察推搡着进了一个房间。
里面有几张架子床，床上有些凌乱的被褥，地上有很多烟头，估计是个值班室。一个警察狠狠推了我一把，取出手铐，麻利地把我铐在架子床上铺的铁栏杆上，啥也没说，扭头走了。
看着他们出去，我心里乱极了，最担心此事被父母知道。房间里没火炉和暖气，很冷，我面朝着床，双手抬起，铐在上面，时间过的很慢，我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忧虑。很快我的腿就开始发抖，同时有鼻涕留下来。我很累，咒骂为什么不把我背朝着床反铐。后来我记起口袋里有烟，也许是他们着急离开，并未被搜去，就放在外套内侧口袋里。口袋被向上铐着的胳膊拉的很高，我尝试了很多次，终于用嘴巴咬烂了烟盒的盖子，叼出来一支烟，却发现一嘴不能二用，叼着烟就不能叼出打火机。于是我吐掉烟，先叼出打火机，然后踩住下铺努力把打火机放在上铺的两根架子上离我的手腕很近的位置。那个动作很难，因为胳膊不能移动，我的背拱得像一只被煮熟的大虾，那同时让我对人体柔韧性的极限有新的领悟。我做那个动作，不是为了吸烟，而是为了吸烟思考，跟焦虑和担忧相比，那点痛苦忽略不计。
我努力地弯下手腕，打火机终于拿进手里，我再次从口袋里叼出一支烟，重复之前的动作努力点上烟后站回到地上，身上开始冒汗，我不冷了。我叼着抽完那只烟，把烟头吐到上铺床边，再叼起一支烟凑到那个烟头上慢慢点燃，然后用叼着的烟把烟头拨拉到地上。看着地上的很多烟头，我疑心那是不是之前很多前辈所留，用我这样的方式?或者有更先进的方式。
我连续吸了两只烟，其间被呛的眼泪直流。但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想明白了两件事：第一、我什么也不会承认，除了沉默。前思后想后我确认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虽然我还不清楚孙崇光为什么怀疑到我。但是，从那里出去后，我才明白沉默其实没有太多用处。第二，过年了，我不知道自己会被铐多久。越久，父母就越担心。也不知道那个村干部会不会声张，考虑到下午他请我上车的方式，估计应该不会吧。但是，那两个死比警察会不会帮我把手机关掉呢?要是电话没关机，被他们扔在一个什么角落里，父母打不通，该有多着急呢。当时我没考虑该怎么出去，那个问题被我直接过滤了，我没有向外界求助的法子，只能寄希望于我的沉默，同时希望孙家兄弟安然无恙，那么，即使他们有证据表明是我打的人，也顶多就是个治安问题。
当第一阵密集的鞭炮声传来时，我知道是春晚开始了，也是年夜饭开始的时候。当时我只想到了诺大的客厅里五十多岁的父母跟其实很懂事的弟弟，以及一桌子未动过筷子的饭菜，还有旺旺，在谁家呢?有肉骨头吃吗?小黑又在哪个冰冷角落逃避鞭炮声的侵袭呢?我已经被铐了六个多小时，两腿早麻木失去了知觉，脚底板疼痛难忍，我开始担心脚弓被站平了，很冷再次占据全身，我多次扭头望向房门，希望有个敬爱的警察哥哥或弟弟从黑夜里走进来。
又过了很久，我不知道那是多久，其间没有听到密集的鞭炮声，我只能大概确认那时还不到十二点，房门吱呀一声终于被推开了，进来了两个年轻的警察，不是下午那两个人，他们在旁边架子床下铺坐下，点上烟就抽，我在他们眼里好像不存在，被当成了空气。我静静地等着他们“搭救”我，知道“呼救”无效，同时意识到他们应该比较恨我，这么个打扰了他们年夜饭的小角色。
两只烟的功夫后，他们打开了我的手铐。那之后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蹲在了地上，紧接着被踹了一脚，一个人终于说了话：要蹲去里面，有你蹲的。
里间的门被打开，蹲下后突然站起的我两眼发黑脚底发软，踉跄地跟进去，门被重重关上。接着灯光，我看到房间中央有个凳子，估计那是我的专座，很自觉地上前坐下，立刻一阵冰冷传进后背，那是一个铁板凳。同时一个警察把我从凳子上扯起来，命令我蹲下。于是我蹲在了那个凳子的前面，接着他又让我站起来一点，再次掏出手铐，把我反铐在凳子的腿上。被上了铐，我发现自己蹲不下去，也站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