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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安排他们去我家里吃住的，就像以前招待城里来的老干部那样，杀鸡宰鹅下河摸鱼，看见他们那副相互打闹、对我有失敬重的样子，就改变了主意。
我们村的大会堂是一栋五十年代建造的土木结构建筑，在大集体时期，“社员们”在这里吃过大锅饭，开过会，观看过样板戏，那时候常有驻村干部在这里居留，生火做饭。现在它破败了，不过用条石垒成的大门顶上，那颗红五角星依然清晰，墙壁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标语也没有褪去。我安排他们住在大会堂里。然后返身去家里为他们弄点吃的来。
当我背着米和菜回来，在大会堂门口，出现了多年前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那般的场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黑乎乎的门洞里涌出，将大会堂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人是来做杂技的吗？这是啥玩意儿？干什么用的？尽管村里人早已听说有一台制造好人的机器要运到村里来，可是面对实物谁都不愿或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此刻为什么要制造好人的疑惑，就像一块靠近火光快要流脓的冻疮，奇痒无比，而我的回答却挠不到痒处。因为我并不比他们了解得更多。
第二天，机器就嗡嗡嗡地响起来了。机器上的指示灯一闪一烁，有六七种颜色，颜色亮起时还会发出滴滴声。那四个人早早地换上白大褂，在大会堂里忙乎着。他们用一块印有宣传图样的布帘在大会堂中央隔离出一个工作的区域，几张曾经用于开会的桌子上摆满了貌似医疗器具的东西。一些人围着看布帘上的孔繁森、焦裕禄、邱少云、黄继光、雷锋、董存瑞……以及“讲道德、做好人、树新风”“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等等标语。就在标语旁边，另一些人在叽叽喳喳着：井下村就不造吗？为什么要到我们村来造？我们没有理由成为试验品呀。
我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能说出：这是省城什么协会主席的什么哥们在搞什么行为艺术；因为刘干事有交代，在机器撤离吴村之前是不能将真相告诉村里人的，否则实验无效，数据不真实。还说：只要做到严格保密，机器撤离后他们将给予每个进入机器的村民一百元钱奖励——这是一笔不小的报酬！对于那时候的吴村，可以让一个老人吃上一个季度的大米。这事看起来不坏，到任务完成、分发报酬之日我再向“好人”们摊牌即可。更何况，这次接待任务完成之后我个人肯定也会有一些好处的，比如多少能从山乡政府批到几百立方米的树卖吧？
这么多年来，我确实每年都能从山乡政府拿到砍树指标，而别人是不允许私自伐木拉到山外去卖的。就算伐了，请不来木材检查站的公职人员在每棵树上敲上检查站的钢印，是运不出山的。其中的互惠互利及微妙关系，也只有亲历者能体会。所以临近中午，我发现大会堂里除了一些孩子追来跑去地玩游戏，大人们大多去田地里忙活了，留下几个老人、懒妇与闲汉也没有一个肯把自己“交出来”——我就有些不悦了。我所急的，倒不是村里人拿不到一百元钱、丧失一次进财的机会，而是怕制造好人的机器过于被冷落，“好人”一个都“制造”不出来——到时刘干事要问罪于我。
“社会需要好人，好人需要制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好人。只有好人越来越多，社会才能越来越好……”那几个所谓的艺术家已经不像昨天那般轻浮了，他们在白大褂之外戴了“制造好人”的红袖套，坚持不懈地宣扬着制造好人的必要。但是那些留下来仅仅为了等着看热闹的听众们一脸茫然，他们几乎不听或者听不懂普通话。我想总得有个人带头走进机器，至少有一二十人响应才好。我说：“你们能不能严肃一点，排好队配合一下制造好人的工作？”我是用商量的口吻说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很好了啊，从不干坏事，要是个坏人还敢坐在这里吗？”
我说：“要是好人就更不怕进机器了。”
他们说：“光把我们变成好人，别人都不变，将来不是明摆着让人欺负吗？”
我说：“凡事总有先有后嘛，做好人有什么不好？”
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先躺进去试一下？”
我被说得哑口，心虚地溜了。我想实在不行，就由我来做第一个试验品吧！——如果制造好人诚如刘干事所言，仅仅是在特定时间地点拿身体表演一番的艺术，人进去再出来以后毫发无损，这又有什么？可是，就因为有了要做“第一个”的想法吧，我对那台机器感到莫名的忌惮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它是真的；如果单是行为艺术的道具，何苦造得如此精密复杂呢？
二
我想说这是上级下达的命令，是政府出了政策，只要提到“政策”，没有人不害怕的，村支两委班子一定会依法执行。可事实是没有这样的政策，我拿不出红头文件，那就只能动员。我们村还保留大集体时期的扩音喇叭，一个装在大会堂屋顶，一个装在村中央榛子树上。我在村委会楼上的播音室里对着麦克风吹了一口气，立刻就听到大会堂屋顶上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呼吸，我吓得僵在那儿，鼓了几次都没有勇气把我的动员令颁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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