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班房设置很普遍。《清宣宗实录》中记载：道光年间，福建晋江县衙班房内“无论原被告，每押至八九百人，竟二三年不得见本官之面”。
清代班房和监狱一样黑暗，甚至比监狱还更胜一筹。人们常说坐班房比坐牢更惨，因为人犯一经判刑，正式入了监狱，县衙就按法定饮食标准拨给口粮，虽经各道关卡盘剥，好坏总还有吃的。但是，押在班房的，口粮由本官捐廉银购之，卡粮多不能保证，家中送来的饭也被狱吏、禁卒、三班老总所扣留、调换、吃掉。被押人饿得面黄肌瘦，以至有轻生寻死者。嘉庆十二年(1807)《上谕》中说：“州县官滥行收押，胥役勒索凌虐，或致人证负屈轻生，无于拖毙。”班房里面，不管是证人还是“犯人”，都闹哄哄挤在一块，睡觉拉屎都在一起。总之，一旦进了班房，那就真如进了地狱一般，受尽虐待、折磨，暗无天日。当然，这些都是针对无钱的平民，而有钱人即使在班房也可享受特殊待遇，花五十吊钱，可以进有床铺的大间；再花三十吊去掉铁链；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要吃鸦片也可以，开一回灯五吊钱，其余吃饭吃菜也都有价钱。反正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道光年间，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讲到四川州县卡房情形：“卡房最为惨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户婚、田土、钱债细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傅崇矩《成都通览》也描述了清末监卡的情况：“大监人犯，日皆温饱，卡中人犯，无不冻馁，故俗称为‘饱监饿卡’也。闻之犯事者云：‘愿入大监，不愿坐卡。’”“若贫苦人入卡，则多瘦毙，名曰‘干鸡子’”。“卡外有买办，犯人每欲买饮食，须出脚力钱二文至十文不等。监内之贫犯，如能识字，便可以在监内跑号，一月可得力钱一二千文，卡内则不能挣此钱也”。“成都卡远监近，远者私刑任其拷掠，近者恐被本官查知，故成都有卡紧监松之说”。
除了所谓的“班房”、“卡”之外，还有一些以“仓、铺、所、店”为名的临时羁押所，名之曰“取店保”，将一些干连佐证等人的行动限制在店铺之内。商铺客栈本是经营场所，羁押在这些地方则要需要交纳食宿费用。家贫之人，几天可能就会落得连口案钱都出不起。清统治者针对私设羁押场所弊端的蔓延，曾在《大清律例·断狱·故禁故戡平人》中规定严禁“擅设仓、铺、所、店等名”，“其押保店名目严行禁革”，“无干牵连者即行释放”。但是，流弊成习，一纸空文根本禁止不了县衙私设羁押场所，擅自拘禁干证的恶习。
监狱、卡房收押的都是普通百姓，对于有功名、有身份的人，如秀才、举子、地方官吏、绅士等，有了犯法嫌疑，还没有审清定罪，就要革职看管。古有“刑不上大夫”的律条，故这些人不能与庶民百姓等同对待，不能关押在监狱或班房里，但又必须由衙门暂时管束。只好将他们送到土地祠，由土地爷陪伴，由衙役看守，暂管起来，然后详细勘查清楚，再行判决定罪。
不管是正规的监狱，还是私设的班房、卡房。里边都是暗无天日，既有狱卒的凌虐、勒索，又有狱霸的欺压。
狱卒凌虐囚犯，主要目的无非向囚犯敲诈勒索。如果囚犯不给钱，就让他们睡在潮湿的地方，还不给他们饭吃。遇到那些没有钱的囚犯，干脆把他们像猪狗一样对待。囚犯生病后不医治，也不报告，直到病重甚至死后才报告上司。
监狱里的狱吏是“催命判官”，而监狱里的狱霸则是牛头马面的小鬼。狱霸虽然本身也是囚犯，但他们在监狱里关押的年月长久，熟悉狱中情况，以他们的“资格”，自然而然成了犯人们的“首领”；加上他们和狱吏、牢子熟识，关系密切，狱吏也利用他们来管理囚犯。因此，他们虽身为囚犯，却有着一般囚犯所没有的特权和“威望”，俨然是狱中的霸主。新来的囚犯，除了要向狱吏行贿外，同样也必须“孝敬”这些狱霸，听从他们的指令。狱霸们利用他们与狱吏的特殊关系，相互勾结，凌虐、欺压囚犯，肆意横行不法。特别是新进入的囚犯，他们总要敲诈盘剥一番，如不从其意，则采用各种凌辱手段虐待新犯。《跻春台·六指头》：“兆鳞曰：‘卡差、犯人要四百银子和卡，母亲拿一锭与他，求他少些，他们不依，将犯生高吊，放虱唾面，最可恨者灌阳沟水，弄得犯人生死不能死，活不能活，就是大老爷也未用过如此惨刑！还望大老爷施恩，怜念斯文，犯人实在受不起了！’”在受虐的犯人看来，狱中的私刑，甚至惨过大堂的刑罚。
新犯要想免遭狱吏、狱霸们的凌虐，只有“破财消灾”这一条路。过去叫“和卡”或“团仓”，指新入监卡的犯人向同监室的老犯(当然其中也包括狱吏的分成)交钱以免受虐待。因团仓而交的钱叫做“团仓礼”，如《跻春台·六指头》：“卡犯知他家富，人人欢喜，即命鸡子加刑。兆鳞曰：‘各位既要加刑，还要不要钱咧？’众犯曰：‘怎么不要钱？团仓礼是少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