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合”到同居，那都不是事儿
先秦时代，人们压根就没有什么处女观念。按《周礼·地宫·媒氏》记载，仲春二月是男女相会，特别是未婚男女狂欢的节日。在这些日子里，要是有谁无缘无故地禁止别人的狂欢“野合”，就会受到官方的处罚。
《诗经》中有大量这样的男欢女爱及爱情内容的描写，对男女之间的接触与纵情狂欢毫无避讳，表明《诗经》对性的宣扬是直率的，有时甚至是夸耀的。人们对“野合”并没有丝毫的下流羞耻之感。
到了秦汉，风俗也相当的粗犷。比如汉文帝的妈妈薄姬在嫁给刘邦之前，是魏王豹的老婆。汉武帝的妈妈王美人，在嫁给汉景帝刘启之前是民间金王孙的老婆，还生过女儿。三国年间，曹操每攻占一座城池，专找当地的寡妇，从不待见处女。而他的儿子曹丕，还娶别人的老婆为妻，生下的儿子曹睿，就是魏国第二任的皇帝。如果当初处女情结是时代主流，这太子娶一个二婚熟女，为了皇家的礼仪，他也必然会受到干涉。
唐代更是熟女们的好时代。正史《新唐书》中，唐代前半期的公主大约有一百名，其中再婚的公主就高达三十名之多。诗人李商隐就曾写道：”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意思是新娘子不保证就是处女。
在唐代，甚至可以由女方主动提出离婚，叫作“义绝”（男方提出离婚的理由叫做“七出”），其协议离婚的理由通常为性格不合以及男方长期不在家，这些都能得到官方的承认。晚唐年间，有一个名叫呼延冀的人携妻去外地赴任，中途因故与妻分别。分别时，妻子就说：“如果你不来接我，我马上就出走，肯定有接受我的男人。”呼延冀到任后没多久，就收到了妻子的分手信，说她有了新的男人。（见李隐《潇湘录》，《太平广记》卷344）。
敦煌地区的唐人更甚，还有试婚风俗，和今天的婚前同居无异。敦煌遗留的文献中，曾出现一卷残文的标题：《优先婚前同居书》。这实际上是男女双方在正式婚配前实行试婚同居的文字契约，你看，比现代人还有远见。
礼教还是有，玩票性质大
也不是说古代中国从来没有贞操观念。从封建礼教开始发展的秦汉时期，统治者都倡导过男女之规与女子贞节，但是并非视为十分严重之事。
秦汉时期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记》的独立成书，给予妇女理论指导。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一些行政与法律措施，像秦始皇就曾在泰山、会稽等地在石头上刻字提倡贞节等。汉朝的皇帝也效仿秦始皇奖赏贞节妇女。
晋代张华所作《博物志》中记载了用来检验处女的技术——守宫砂（守宫又名壁虎），就是小龙女手臂上那颗痣，用法大概是把壁虎用丹砂喂养，然后把它捣烂，成为一种红色颜料，点在女子手臂上，就终年不褪，如果她与男人性交了，红色就会褪掉。在爱科学懂礼貌的壹读君看来，这种做法最后测出来结果的真实性实在值得怀疑。壁虎主治蚊虫叮咬、瘫痪、破伤中风、反胃膈气等疾病，跟贞节好像扯不上关系。
宋、元开始较真，但也挺纠结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看，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中，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到了宋朝，就开始玩真的了。
中国古代妇女贞节观念发展的转折点发生在宋元时期，贞操观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强化，尤其在元朝。但是，在这一时期处女情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番纠结与阵痛。
到了宋朝人们开始对贞操这个东西变得在意起来，我们能理解是因为程朱理学的发展，各种口号诸如“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男女授受不亲”等都是由理学提出。
但是，理学在这一过程中的宣扬和执行实际上处于脱节的状态，导致宋朝从宫廷到民间，真正日常中的男女之情，并没有受到制度性的全面管控，妇女再嫁普遍。
社会风尚的传承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元代贞节观念也延续了宋时的开放风气，而蒙古政权在由北而南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受到南方理学的影响也较为缓慢，元朝统治时间又较短，导致了“统治阶级宣传贞节，社会下层继承前朝”的纠结局面，并且罗普大众在这一博弈中占了上风。
《墙头马上》是元杂剧四大爱情剧之一，剧中极力宣扬男女自由结合，男女主角私奔同居，被拆散后又重新团圆。元代戏曲中不少都着重男欢女爱，并无太多束缚。
另一方面，壹读君要引入一个期盼已久的高大上词汇——顶层设计。在强化妇女贞操观方面，元朝统治者也一直在搞顶层设计，并确实在不断向下渗透，包括对妇女贞烈行为作出制度上的规范，例如四处搜罗贞烈女子事迹并给予表彰。虽然听起来与这个朝代的总体气质不符，《元史·列女传》中关于妇女节烈事迹的记载大大超过前朝。
当然，由于这些表彰制度在执行上不到位，对于妇女离婚再嫁的制度规定也大多沿袭前朝较宽松的特点，加上蒙古族本身风俗习惯的影响，导致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妇女贞操观确实强化了但总体比较淡泊的局面。
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彻底用于禁锢妇女的情形发生在明清。明代正式确定了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对于贞节的奖励也用力最猛，发展到清代，对女子贞操观的重视达到极端的状态，现在看来缺乏科学依据的用来验处女的初夜“见红”方法像宗教仪式一样被推崇。
洋人汉学家：没隐私激发了“假正经”的处女情结
不过对于这一时期，处女情结在社会上的普遍强化，外国的汉学家有不同的视角。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认为是蒙古人对汉人严格的户籍和住房管理制度导致隐私空间被压缩，并引申至处女情结。
首先，大城市中的每家每户都成了严格管控的“宿舍”，整座城市成了一个大宿舍——或者说，大监狱。“公元1276年以后，自蒙古人侵占杭州城始，每家每户就都有义务在门口贴上一张户口清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该城的每一位市民——都有习惯在他的门上写上他、他的妻子、他的佣人以及所有和他同住一处的人的名字。……家中有人亡故，就须将其名字抹去；若有孩子降生，亦须再添加上去。这样，统治者就能够确切地掌握城中的居民人口。这也是遍及中国南北的通常做法。”（《马可•波罗游记》）。
在严格的户籍和住房管理制度下，元朝军事当局还经常指定安排蒙古士兵住进汉人家中。“房东便想法设法把家眷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并且开始越来越赞赏儒家把妇女隔绝起来的规定。……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假正经已经显露苗头，他们开始竭力掩饰其性生活，使外人无法窥知。”（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自由活动的空间消失了，隐私也日益被压缩。
在所有住宅被高度监控和管制，以及私宅被异族军人入驻的恐惧之中，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将女性隔离起来，不让她们与陌生男性有任何接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的处女情结越来越盛行，而且借着惊恐和被异族征服和占领带来的羞辱感而越来越深入人心。
总之，假正经也好，真性情也罢，在处女情结这个问题上，祝大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