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多哈巡回赛上，我在败给小威廉姆斯之后第二次遭遇排名世界前10的选手。那场比赛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打完3盘，我彻底输了。
回到休息室后我一边洗澡一边控制不住地流泪。
从11岁起，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笨！”“你是猪啊？”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羞辱。时至今日，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中。
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我很容易陷入暴躁、愤怒、焦虑的状态中。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狂躁地向天空扑去，却越陷越深。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同时痛哭流涕。
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
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10，因为随口一句话被讹传为“炮轰国家队机制”，这些阴霾还没有过去，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说我“一碰到前10就输”。
这次失利让我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完全爆发了。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那时，老公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我真的赢不了前10，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狗肉上不了宴席。”
报纸上对我的失败尖锐讽刺的同时，还不忘提及之前的“炮轰”事件。一时，我似乎成了全民罪人。
那感觉就像光着脚，从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
在我的生命中，我几乎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小时候，我遵循爸爸的意愿，成为一个专业网球运动员。爸爸离世之后，我更不能悖逆他的遗愿。我拼命挣钱，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1997年我拿到了第一个全国冠军，从此更加循规蹈矩，按照大家心中“冠军应该有的样子”生活。
我在物质上不再窘迫，可我内心非常不快乐，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李娜”非常不快乐。
在国家队，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不可能对我的训练投入很多精力。没有人帮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校正，这让我觉得找不到方向。
为了比赛顺利，姜山像是国家队的一个编外教练，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网络在技术和心理上帮助我。在姜山的不断鼓励和帮助下，我逐渐摸索出一些控制情绪的门道。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心魔，大多数时候，已经能跟它交手几个回合，甚至相安无事了。
心态好了，运气也跟着好起来。我在职业生涯中终于打赢了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那是有着“瑞士精灵”之称的施耐德。我们在2006年5月中旬举办的德国公开赛中相遇，她是个极有头脑的球员，打法很适合红土。许多世界高手，包括辛吉斯、卡普里亚蒂、大小威都曾被她击败过。
彼时我还为所谓的“打不过世界前10”的魔咒所困，面对施耐德，我并不是很有信心。
施耐德是左利手，比赛中每一拍的落点都变幻莫测，我被她调动得几乎跑遍了球场的每个位置，第一盘就这么狼狈地输掉了。
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你不能体会那种和队友并肩作战的归属感。你知道所有人都在看着你，所以当你陷入泥沼后，只能在众目睽睽下独自爬行。你不断地在心中咒骂自己，与内心深处的自我辩论，试图寻找能破解对手的方法。当然，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你甚至不能和对手有身体上的接触。属于你的领域，就是那几条白线中的几个小格子、球拍，还有你孤独而烦躁的身影。
难道又要听一遍“打不过世界前10”的魔咒了吗？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解脱，我突然不再在意那些细枝末节，只管发力去打。最终我拿下了比赛。当转身向观众挥手那一刹那，我感觉气壮山河：我做到了！我可以打败前10的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