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欣喜地看到同学们所发生的变化：从几年前为抵制家乐福叫好到后来冷静地看待抵制日货，从几年前对政治的犬儒冷漠到如今喜欢主动谈论政治。但同时，我也产生了更大的困惑：我们对政治的关注更多出于某种猎奇，我们津津乐道于那些不会在报刊上出现的新闻，知晓某些“内幕”，更使我们产生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我们对自己不甚明了的事情侃侃而谈，却不能静下心来读一两本书；我们痛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语句，却经常给人扣各种帽子，“不转不是中国人”之类的字样更是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章中。我开始渐渐明白，在这个喧嚣复杂的时代里，单单依靠读那些传播力较强的短平快的语句，或是慷慨激昂的宣讲与传道，是不能完成智识上的传承的。
启蒙并不仅仅是传递看似离经叛道的消息与观点，而是在多元信息观点碰撞中形成独立思考与判断。从某种程度上，我的确打破过同学所接触的单一信息环境，但这种信息的获得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对每一个热点慷慨激昂旗帜鲜明地表达态度就是参与了社会进程。我并不是说态度的表达不重要，只是我更多地看见的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激情式的政治表达很容易让人丧失“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的脚踏实地，或是把自己的不顺遂统统归咎于体制。口头上宣扬理想主义并不难，难的是让理想主义落地。我见过我的同学把自己的挂科归咎于大学教育管理的不合理，我也见过在媒体实习的朋友，因为“天天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没什么意思”，两三天后就离开。
明年毕业后，我即将进入媒体，对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我已作好心理准备。比起体制，工作的日常琐碎更能消蚀人的激情。任何理想主义都必须回归到细节的经验性的东西上。我认为没有经过平庸日常检验的理想主义都有些虚假，希望不断地反思能使自己更加务实认真。
相信个人力量，尤其相信个人力量所做的一分一寸之改变：在平凡生活中对知识的渴求，对原则的坚守，拒绝一切谎言与虚假，并不比启蒙者的传道卑微。
我并不认为，这种改变意味着当初的理想主义已被现实消磨殆尽，减少的只是其中的虚妄与不自量力，多的是一份审慎与务实。
学者钱理群艰难推行基础教育改革之时曾提倡“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让我很受触动：“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