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方舟
回忆起小时候，父亲对我少有的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几乎全部是以威胁恐吓为形式的。
我爸爸有一双骇人的大眼，还有黑压压杂乱的浓眉。每当他想传授给我什么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猝不及防地靠近，提高音量，舞动他的浓眉，圆睁着眼睛，提醒我，我已经进入了他的怒气领域和力气范围。
当然，技术上，我爸从未正式打过我，但是他发明了一种恶作剧的施暴方法，就是高高扬起他的巴掌，低头瞪着我，作出要掌掴的姿势，刹那间蒲扇式的手掌扇下来，结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击，在我耳边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我吓得一抖，我爸大笑不已。
此时，父亲的潜台词已经呼之欲出了：他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幸免的，是被恩赦的，你的生命是父亲功德无量的馈赠，所以你应该时刻保持兢兢业业的负疚与自责。
很早很早以前，心理学还没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儿子身上会有一种仇父恋母的心理倾向，也就是有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后来，当心理学被发明出来，这种普遍蔓延的仇恨才有了靠谱的心理学解释。
我们仇恨的并不是父亲，而是“生活代表”。
生活永远是大BOSS，对人提出种种可恶的限制和强迫。在一个家庭内部的父母双方之间，父亲就是“生活”的化身——要求着孩子，所以父亲永远是孩子的敌人，而孩子永远要哭着找妈妈。
当父亲老去的那一天，他的强大崩塌，他的威胁也将解除。
台湾作家张大春讲了一段他为父亲洗澡的故事。张大春第一次见到父亲的身体就是在球场的浴室里，“那是一具你知道再怎么你也比不上的身体。大，什么都大的一个身体。吧嗒吧嗒打肥皂，哗啦啦冲水，呼啊呼啊吆喝着的身体”。
张大春再给父亲洗澡，已经是父亲意外摔倒，脊椎神经受伤之后，那时父亲只能躺在病床，“连洗个澡都要求人”。
“当我用蓬蓬头冲击他那发出阵阵酸气的身体，他总是说：‘老天爷罚我。’
‘老天爷为什么罚你？’
‘它就是罚我。’
在那一刻，一个句子朝我冲撞过来：‘这老人垮了。’
我继续拿着蓬蓬头冲洗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几乎全秃的顶门、多褶皱且布满寿斑的脖颈和脸颊、长了颗腺瘤的肩膀、松疲软垂的胸部和腹部、残留着枣红色神经性疱疹斑痕的背脊。”
上文让我感同身受，去年，我爸送我来北京上大学。我发现我们的交谈时时都具有冷场的危险性。
我问他：“北京怎么样？”
我爸说：“北京好大哇。”
我又问：“学校怎么样？”
我爸说：“大学好大哇。”
“好大”，成为爸爸对一切他所不熟悉的事情的形容词。在谈话无法继续的冷场中，我又惊又急地意识到：外物都大了，父亲自然就小了。母亲是一寸寸变老的，父亲是瞬间变老的。我们斗争了整个童年的敌人，自己缴了械。
孩子的生命被父亲惩罚，父亲的生命被岁月惩罚。都是输家，那就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