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找我，是想要说，千万不要放弃文学，人生就如长跑一样。到了你这个年纪，就好像是总共四圈的长跑，刚刚跑到了第三圈，冲过了“极点”，后面最后一圈就好办了。
他说，看到过我的一些习作，已经有一些不是浓眉大眼、口号连天的那种。这或许就是唯一和他研究的美学有关的话。
两天后，我们离开了学校。我去找老师告别，老师没有在办公室里，我只有留下一张纸条，折叠成一个结，记得好像是放在老师的墨水瓶上了。也算是对老师嘱咐的回应。
那一天是1976年1月6日。周恩来总理于两天后去世，又是漫长的数月，“文革”终于结束了。忙忙碌碌，那些年一切都在改变。这几十年，我在中学教书，在报社做记者、当
老师没有忘记我这个学生，很多著作，都寄给我一本。我相信，老师对很多学生都会这样。我与老师，只是萍水相逢，因而每次得到一本新书，总是觉得那一份殷殷厚爱是额外所得。
似乎也觉得，该是一种关于遗忘的提醒。我忘记了什么呢？一片阳光之下，往往会模糊了那些迷茫摸索的夜晚。一直到即将退休，我终于有机会“文学创作”了。不得不说，这时候，文学表面上热烈，骨子里已然阑珊。报人的业余时间本来就少，更何况要写长篇？不过，如果不写，小说中那些活在“文革”中的人物就要夜夜出现在梦中，断断续续写了几年，小说出版了。
将书寄出一些日子后，先是接到了老师的电话，然后才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夹着一张有着很多折痕的纸条。纸已经泛黄，边缘有着霉点，吹弹欲破。正是我写给老师的告别信。那里面是一些豪言壮语之类，连带那扭来扭去、很不成熟的字，“革命”而又青春，令人汗颜的幼稚啊！
老师特意提起了那张纸条。纸条在他那里“珍藏了三十年又十八天”，他说为的是有一天和我见面的时候，重新提起“长跑”这回事。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一定要保存这张条子，如果你泄气了，我一定拿出这张条子为你打气；如果你有朝一日，经过不断努力，真的有了能够让我比较满意的成绩，我也一定要把这张条子还给你，继续为你鼓劲……”
老师说，第三圈是跑过了（跑了三十年啊），不过，第四圈还在前头。
放下信件，立时想起了在电灯灭了的学生宿舍双层床上的那一堂美学课。那时候，我们第二天起来，默契地互不提起，直至今日。
那一堂课，无疑是一篇美的导言，后面的文字是要学生自己来写的。老师所说的长跑，有着很多东方的修养在内。以身许给漫长的道路，双腿有不疾不缓的沉着，脸上是风雨不动的庄严，并不理会跑道以外的喧嚣或者冷淡，内心保持着孤独，很是符合中国读书人的弘毅性格。老师本人就是一个长跑者，讲授美学已经五十多年，一篇篇文章，也是一连串在美学的道路上长跑的足迹。老师将长跑喻为美的人生，而且一直都在唤人加入长跑队伍。
离开那堂夜晚宿舍中的美学课，已然三十八年之久。八十岁的学者，花甲弟子，何须万语千言？漫长的时间，并没有白白流过，那一堂美学课，现在是用回眸的视角远望了，时间结构了种种关系，美也就容易被感悟了。
悄悄写下了这一段文字，只是期盼老师能够在阅报的时候偶然读到，会心一笑……（胡廷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