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爱看郑振铎先生的书，严肃的学术著作能写得这么妙趣横生，闲闲读取，不但汲取养分，还能带来精神的愉悦和灵感的启迪。《中国文学研究•戏曲篇》中，他谈到的一个有趣母题，就是以“书生、商人和妓女的三角关系”为内容的杂剧，如关汉卿《救风尘》。他认为元代士子社会地位的堕落，商业的繁盛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催生了这类戏剧的激增。梳理起来基本情节是“书生与妓女相爱，商人仗着金钱强夺妓女，士子最终夺回妓女”。盖现实生活中的，大抵是商人抢走了妓女，士子忍气吞声，只好把这种不满搬上舞台来舒愤懑了。
其实商人和士子的地位是此消彼长的，武汉臣《玉壶春》第三折《三煞》，就在表现“士”对“商”十足的优越感：
你虽有万贯财，争如俺七步才？两件儿那一件声名大？你那财常踏着那虎口去红尘中走，我这才但跳过龙门向金殿上排。你休要嘴儿尖，舌儿快。这虔婆怕不口甜如蜜钵，他可敢心苦似黄檗。
士农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历代统治者即使在经济上倚重商业和商人，政治上却始终要拿出“重农抑商”的严厉姿态的。因商人富埒王侯，就会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直到宋朝，仍严别“士”“商”界限，“工商异类”不得混入仕途。且商人长年在外，行踪无定，生活动荡不宁，一如曲中说的是“踏着虎口去红尘中走”，更兼夫妻离散，音讯渺茫，白居易《琵琶行》才会把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视作悲剧，来和“五陵年少争缠头”的年少轻狂岁月作参照。唐代《罗贡曲》等很多诗作都是代商妇抒发哀怨的。
可不管当政者再怎么压制，商品经济一旦小规模发展起来，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必然的。晁错《论积贮疏》就无奈地指出这现实：“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只是经济地位提升了，政治地位仍然十分低下，一个低级官吏让富商“破家”并不太难。于是商人若非努力让家族挤进“士”的阶层，就要以贿赂寻求“官”的庇护，迄今不绝。
所以一贫如洗的“寒士”想要压过“富商”，就得成为“高官”，才能以“权力”来获得对“金钱”的胜利，即武汉臣曲中所谓“跳过龙门向金殿上排”是也。不幸真能跳过龙门的少，点额而归的多。特别是元代，多年不设科举，又仕进多途，蒙古色目力压“南人”，更导致这条道路完全断绝。“士”的地位一落千丈，对“商”的竞争力归零，求仙人侠客援手自不可能，“佳人已属沙陀利，义士更无古押衙”矣，自然只能在杂剧里宣泄对“商”的种种鄙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