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到处都可以看到喝啤酒的风景，故而这里被称为“啤酒之城”。外地人到这座城市，观光也好，公干也好，有两个区是不能不去的，一个是拥有着中央大街的道里区，另一个则是拥有果戈理大街的南岗区。这两个区恰恰是喝啤酒的好地方。
现在我们回到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的中央大街没有现在这么多人，比较清静，像一首韵律缓缓的抒情诗。那座有名的巴洛克建筑——教育书店的旁边，就有一家啤酒馆。啤酒馆不大，有趣的是，像欧洲一样，所有喝啤酒的人都在啤酒馆外面的人行道上（行人寥寥）。那里摆着简单的原木色桌子和凳子。而今，这种景象在欧洲的城市里还可以看到，只是哈尔滨几乎看不到了，只有马选尔宾馆外有一个露天的大棚，棚下有顾客百余人，还有烧烤之类的卖。早年，在中央大街上不仅仅有这一家露天的啤酒馆，据老一代资深啤酒客回忆，在中央大街两侧的十道街、八道街、五道街和头道街都有露天啤酒桌。在松花江两岸亦有几处专门喝啤酒的地方，其中比较有名气且环境幽雅的，像江畔餐厅和太阳岛上那座烧掉的二层江上餐厅，都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们早年喜欢光顾的地方。
那时，每天都有专门的运送啤酒的马车，后来改成专用的卡车和啤酒罐车。早先最地道的装啤酒的木桶是橡木的，而后改为铝制的啤酒桶。工人们把啤酒桶从卡车的跳板上滚下来，推进啤酒馆里。啤酒馆有专门的设备，插到啤酒桶里，像小巧精致的机井那样，往外压啤酒。装啤酒的杯子都是最传统、最欧洲的大玻璃啤酒杯。空杯子就很沉，粗粗大大，杯壁上布满了凸凸凹凹的圆形花纹，冒着白沫子的啤酒杯端起来就有一种绅士感和豪爽感。尤其盛夏，在槭树的叶荫下喝这种啤酒，特别的爽口。早年，喝啤酒的冷盘都很简单——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像卤花生米、五香干豆腐丝，高级一点的如红肠、茶肠，更高级一点的是干肠、熏骨架，等等，很符合大众口味。三五个朋友聚在一起，青年人、中年人，也有翩翩老者，在这儿喝上几杯，真是妙不可言。那个时候，市民们聚在一起喝啤酒，完全没有功利的目的，绝对不会利用啤酒搞什么社交、公关，或是有什么事要有求于人，自然大家喝得很开心，心里没有任何杂念，舒服得很。正如德国人说的那样——“啤酒带来的是灵魂的安宁”。
后来，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这就是历史。但即便是在竭力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啤酒也安然无恙，继续被生产，革命同志们继续喝。只不过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把那种传统的欧式大杯子全都废弃掉了，改用罐头瓶子（荒唐），或者干脆用洗脸盆子和暖水瓶接回家去，倒茶那样喝（更荒唐）。街头喝酒的规模亦大大缩小了，革命同志们只能站在柜台前喝，可以一边喝啤酒，一边谈革命。喝啤酒的人不像喝红酒的人，喝红酒的人有许多幻想和自欺的成分，或多或少还有一点脆弱。虽说喝啤酒的人也有幻想，但对现实的追求还是占更大的份额。
德国人伯特•嘎梅施拉克有过这样的描述：露天啤酒园的第一批来访者就像第一批下池塘的鸭子，慢慢地，他们有了跟随者。闲坐的圈子越来越大。酒开始成为闲聊的陪伴。人们来到栗子树下的碎石上，坐在椅子边。“这里有人吗？”来人问坐着的人。没有等级，没有阶级，没有强者或富人的特权。如果巴州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来了，或是宝马集团的董事长诺伯特•雷瑟夫，抑或是西门子总裁皮特•罗旭德，每个人都得问：“打扰一下，请问这有空座吗？”然后，谦卑地接受结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不得不离开。若坐定，便可以开始轻松地交谈。但是交谈不是强制性的。你也可以一个人闲坐着，拿着一杯啤酒，沉默地自饮……伯特•嘎梅施拉克讲的这种情景，在早年的哈尔滨城里随处可见。
现在逢年过节，普通人家可以没有茅台，没有五粮液，没有法国的上等红酒，但即便是处在低保水平的人家，恐怕也得准备点啤酒，这就是草根们的寻常生活。（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