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昊
公元1996年，农历乙亥岁末，终于有人把我从小霸王游戏机的“赤色要塞”上“救”下来，那个人名叫诸葛亮。
这位先生是乘着一部“五卷本三国演义连环画”来的。在第三卷的封面上，印有国画《三顾茅庐》。成长在一个长幼尊卑秩序严明的中国家庭，我忍不住提出了前10载人生中最为犀利的问题，“为啥这屋里一个年轻人躺着，三个大胡子老头儿站着？”
“因为那个年轻人有知识。”我爸化繁为简道。
从那以后，每天中午放学，我放下饭碗就倒在床上读这套连环画。10岁的我简直还没一块纸板厚，瘦弱得连一卷精装硬皮书也举不起，只能先左侧读，等胳膊压麻了，再把书搬向右侧。
三国猛将无数，而我独爱诸葛亮。当我读到他单凭一张嘴就能舌战群儒时，禁不住看了看自己牙签儿一样的小腿。此前，我从来都是看见男生们掐架跑得最快的人。当武夫是没戏了，这我知道。可我也琢磨着，院儿里最强壮的小宝有拳头，关羽有青龙偃月刀，而我或许能学着诸葛亮，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武器”。
打造这“武器”用不着火烧水淬，一头扎进书架就行。从那时起，我几乎彻底告别了采蘑菇马里奥兄弟和会中国功夫的乌龟们（均为游戏人物），书成了我的新伙伴，我坐着读、躺着读、走着也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有知识，哪怕我瘦弱，都能获得别人的敬畏。
“兵器”出库的那天很快来临。当班上最高最胖的男生试图扒掉另一位男生的裤子时，我脑中积攒的那些字儿啊词儿啊忽然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力量把我从座位里轰起来，我伸手一指，断喝一声：“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接着，我用排比句历数“恃强凌弱”的三重错误性。
连同我自己在内，教室里所有的同学都震惊了。“暴行”得以遏止，“正义”得以伸张。那一刻，我只想起了诸葛亮。我们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消瘦脸颊和头头是道。
而“余震”则一直持续到学期末，在评语中，班主任给我加上了一条“有正义感”。其实那根本无关正义感，回想起来，我只是为了体验一把不用肌肉也能战胜别人的感觉。
为了继续用语言达到“炮轰对手”的目的，我必须读更多的书，拥有更多的“弹药”。
直到高一时，我读到了《三国志》。合上书页，我心中的“神人”诸葛亮坠落凡间。“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於将略。”陈寿笔下的偶像并非没有缺点，而是个正常人。我甚至有点儿懊丧，觉得被小说家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