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子静
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切。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仍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继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和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和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没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类。
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
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