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婷
以“兄弟藏书”著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6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当时他还不到50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色水渍。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画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夜来香在窗下艳闻四播，一夜又一夜，我在不同的人生恣情泅渡，一层层蜕壳。有时遍体生凉，有时五腑俱焚，有时竟伏案痛哭。
久而久之，有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失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更加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
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
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星岛日报》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100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个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一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
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曲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