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能断言，但我却早有预感，他们的那些珍贵财产很可能会就此失散于茫茫大海。那倒不是被扬着骷髅旗的海盗击沉的，托运的货物中一批土黄色颜料在暴风雨中被打翻了，将他们的那些藏画、唱片和椴木家具淹成了一堆土黄色的糊糊。至少他们是这么被告知的。船只颠簸至里斯本港的时候我母亲要求眼见为实，却被拒绝上船。为什么不行？他们肯定是得到了命令，可以将那些作废的货物进行买卖。我母亲在码头旁发现了一只镶着珠宝的金色手像，那是我在泰国买给他们的。它被人从底座上扯了下来，大概是想看看里面是不是另有乾坤，然后就随手丢掉了。失而复得的它成了我父母的一件无价之宝。那只修长的手用祈福的姿势保佑着他们的冒险，而且将之与过去的生活微妙地联系在了一起。对他们而言最惨重的损失是那幅他们深爱的玛丽•洛朗桑的自画像，不过我相信某一天，它也会回来的。
他们定居下来开始写作最新的剧本，但是写完之后我父亲却发现为了戏剧的上演他不得不回到伦敦，而且还得亲自上场。这让已经习惯了恬淡生活的他不堪重负。他在伦敦西区四处奔波，硬是撑过了一个冬天，但下一场巡回开始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变糟，在联系愿意接纳他们的剧院的漫长等待中他还得设法留住整个团队，这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从伦敦开始，历经三场巡回，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终于在新年第一个星期的周末与世长辞。
我母亲在阿尔布非拉度过了另外的二十五年，她成了当地的一个名人，别人都叫她“玛格丽特夫人”。“我们不会在早晨去打扰你母亲，”一个邻居告诉我，“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她正在写作。”我甚至可以想象她躲在窗帘后面，兴致盎然地排演《佩兴斯》的样子。记忆里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993年，她在葡萄牙法鲁机场与我挥手告别。
我很少去热带国家，但这个星期却不得不奔向那片日光之地，所有的费用都已经付好了，作为我女儿那篇关于开曼群岛文章的摄影者，同时身兼陪客和受害者，我感觉我更像是被我女儿用来无聊时解闷的。我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慢慢考虑这个放下工作，离开伦敦投身海洋的主意，但加勒比海的奢华假期实在让人太过兴奋。六十九岁的我和内心那个蠢蠢欲动想要踏上另一辆疯狂巴士远离责任的二十岁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斗争并没有持续多久。不是我不想坚持，而是事实已经容不得我拒绝：票面上我的名字赫然在目。
朋友们同情我的时候也不忘挖苦，事实上，有些人习惯了生活中充满改变，但其他的，就像我，活着却不过是为了等死。为了平息这趟旅行带来的不安，我把三个洗漱包（照相机，化妆品，药品）里的东西统统掏了出来排成排。除了防晒油、防蚊叮虫咬的多效驱虫剂，我还准备了应对各种症状的药膏和药剂，从口腔溃疡到鱼尾纹一应俱全。我甚至还带了些染发膏，这是别人圣诞节的时候送给我的，我觉得对我女儿可能会有点用。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能让我保持冷静，以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至于我们的岛国天堂究竟如何，我们两个都没什么概念，但就像菲利普•拉金说的，“我们总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