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次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随年龄增长是降低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助理张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科学促进会于1985年启动的旨在帮助所有美国人提高科技素养的“2061计划”，是将科学素养目标转化成基础教育(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学习目标或基准；而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缺乏系统科学教育，而中学又以应试而非兴趣教育方式为主，工作后更少有继续教育的途径。因此，没有培养起真正科学兴趣的中国民众，不容易主动走近科学。
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科学热潮中曾被拉近。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亟需科学知识。陶世龙参与编纂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应通俗读物出版社要求，他还写了一本两三万字的薄册子，名为《地下有“阎王”吗?》，是专门写给农民看的通俗读物。
第二次科学热潮，出现在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此时，科普图书重新大量出版，科普出版社重建，科普创作欣欣向荣；上世纪80年代，《无线电》《大众医学》《奥秘》《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风行，各省面向农村的科技报还积极推动科学种田；《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在1984年进入十大畅销书之列；很多4至8版的综合性报纸也开辟科普副刊或专刊……改革开放后，这些科普专刊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很快被健康、电脑、网络等专业领域副刊，或是周末、时尚等娱乐休闲类专刊所取代。
大多数中国公众更关心的还是吃、住、行等知识应用，而不是高深的科技和知识本身。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曾国屏教授举例说，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兴趣较低，但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却达到了75％。中国公众感兴趣的，多是偏向于与生活需求密切关联、强调可用和实用特征的科学知识。
具有科学精神的公民，尤其应当具有综合信息、独立判断的理智与能力，不人云亦云，听信盲从。可惜的是，数次抢购风潮及其他社会事件，似乎都在说明，利用“科学”生活的中国民众，“骨子里仍然没有科学的思维和态度”。
陶世龙曾在《人民日报》上看过一则诈骗案的报道。有人把砖头包了层金纸拿出去卖，骗到第13个人时，买家才想到把这个金砖敲开看看。“前面12个人想都没有想到要验证一下，在生活中没有这个态度和习惯，怎么能说有科学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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