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英民
长征的时候,我在三军团的一个连队里当司务长。我们连只有九个炊事员。
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我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个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提意见,说我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弄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他们都是为战士着想啊,我没有什么话说,只好让他们多挑些。
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艰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木、洗菜、煮饭。每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部队进入广西之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了困难,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他们经常要翻过好几座山,跑到部队的最前面去买谷子。谷子须把皮碾掉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磨,就花钱向老乡买了下来。于是炊事班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阻击敌人。我们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战士们一天一夜没吃饭啦,副班长急得围着锅灶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对我说:“司务长!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他把饭背在身上,就跟老王走了。我们站在山头上看着他们。只见老王在前,副班长在后,飞快地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跑过去。我们正想拍手叫好,敌人的轻机枪响了,老王一个筋斗倒了,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下了。我和上士一阵难过,都认为他俩牺牲了。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副班长开玩笑说,“我们去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靠着他们的机警,到底把饭送上了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一出贵州,炊事班长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像核桃,但他还是挑着70多斤的担子,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开始,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来。可他还是不闲着,总要找点活儿干。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我们轻装。我们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了些生姜、辣子和十几斤干柴。梁子大山很高,整整爬了一天。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树枝上也都是冰花。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他拉起来。炊事员又都变成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我们怎么喊,怎么喂生姜,灌辣子水,都无济于事。这是我第一次悲痛地看着炊事班的战友牺牲在身边。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时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10天干粮,我们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菜麦。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又向我提议:“司务长,我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怎么行呢?”我不是没想到这一点。而是觉得,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饭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重负担呢?我没同意。可是一到营地,他们就已经把洗脚水烧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我们的炊事班。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脸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挑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