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策划了一份文艺随笔季刊《艺文四季》，其中有一个“视听”栏目，专门谈论电影和音乐，第一期就向袁老师约稿，他却连连摇手，说聊聊天可以，真写出来，怕搞专业的笑话。我引诱他，说艺术欣赏哪有绝对答案，你从个人角度谈谈听碟的感受，谁会说什么？再说了，有些搞专业的怕还未必有你说得好呢。好说歹说，他勉强同意点评十张碟片。发表出来，反响不错。他于是来了兴致，陆续写出二十多篇，大多就发在《艺文四季》的“视听”栏目里，其中几篇，还被诸如《爱乐》这样的权威专业杂志转载。我继而建议，说你积累了这么多年，何不干脆写本书？零敲碎打没意思。他反应谨慎，说这么大工程，得好好想想。但他终于开笔，历时一年，完成了一部题为《耳读之旅》的书稿。其中除了听音乐、玩音响、淘碟片的过程之外，还评说了36位作曲大师及精选的一百多张碟片，范围涵盖西方古典乐史的各个时期——由此可见，我说他音乐修养高过文学修养，并非夸饰之辞，让他写本谈论包括西方文学史各个时期作家和著作的书，他未必写得出来呢。
有个上午，我和他无意间讨论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似乎都兴味索然，末了，他眼睛不看我，微微笑说：只有听听碟嘛，好像还有点意思。但事实上，袁老师能听音乐的时候却不多，甚至很少，因为他怕影响家人，只能是家中无人时，才打打牙祭。儿子考上中山大学后，他妻子到珠海住了一个学期，他终于可以大饱耳福了。那段时间，据说除上班，他直从中午听到深夜，几次情不自禁对我感慨：过瘾，这几天听得真过瘾……可以想见，在大部分不能听音乐的时间里，面对哑默的音箱和数千张碟片，那情形大概无异患糖尿病的饕餮之徒置身于山珍海味的盛筵吧。
他邀我去听他音响的第二天，我问他：昨天我走后你又接着听没有？他想想，说：又听了几声。听音乐以“声”为单位，真是天可怜见。